王臨川集/卷0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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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論議
孔子敘逸民，先伯夷、叔齊而後柳下惠，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也。柳下惠，降志辱身矣。」孟子敘三聖人者，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。而揚子亦曰：「孔子高餓顯，下祿隱。」夫聖人之所言高者，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；所言下者，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。然而孔、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，蓋其不合則去，則可謂不降其志、不辱其身矣。至於揚子，則吾竊有疑焉爾。當王莽之亂，雖鄉里自喜者，知遠其辱，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，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？抑亦有以處之，非必出於此言乎？曰：聖賢之言行，有所同，而有所不必同，不可以一端求也。同者，道也，不同者，跡也。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，非君子也。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？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，唯其不同，是所以同也。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，則是所同者，跡也，所不同者，道也。跡同於聖人而道不同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？世之士不知道不可一跡也久矣。聖賢之宗於道，猶水之宗於海也。水之流，一曲焉，一直焉，未嘗同也，至其宗於海則同矣。聖賢之言行，一伸焉，一屈焉，未嘗同也，至其宗於道則同矣。故水因地而曲直，故能宗於海；聖賢因時而屈伸，故能宗於道。孟子曰：「伯夷、柳下惠，聖人也，百世之師也。」如其高餓顯，下祿隱，而必其出於所高，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？揚子曰：「途雖曲而通諸夏，則由諸；川雖曲而通諸海，則由諸。」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，則亦君子所當同也。由是而言之，餓顯之高，祿隱之下，皆跡矣，豈足以求聖賢哉？唯其能無系累於跡，是以大過於人也。如聖賢之道，皆出於一，而無權時之變，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？聖者，知權之大者也；賢者，知權之小者也。昔紂之時，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此三人者，道同也，而其去就若此者，蓋亦所謂跡不必同矣。《易》曰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」，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。使揚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？蓋於時為不可去，必去，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。
太古之人，不與禽獸朋也幾何？聖人惡之也，制作焉以別之。下而戾於後世，侈裳衣，壯宮室，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，仁義不足澤其性，禮樂不足錮其情，刑政不足綱其惡，蕩然復與禽獸朋矣。聖人不作，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，顧引而歸之太古。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，聖人惡用制作與其間？必制作於其間，為太古之不可行也。顧欲引爾歸之，是去禽獸而之禽獸，奚補於化哉？吾以為識治亂者，當言所以化之之術，曰「歸之太古」，非愚則誣。
善教者藏其用，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。不善教者反此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，而不誠化上之意。
善教者之為教也，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，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，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，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。天下之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、兄兄弟弟、夫夫婦婦皆吾教也。民則曰：「我何賴於彼哉？」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。
不善教者之為教也，不此之務，而暴為之制，煩為之防，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，藏於府，憲於市，屬民於鄙野。必曰：臣而臣，君而君，子而子，父而父；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，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。率是也有賞，不然則罪。鄉閭之師，族酂之長，疏者時讀，密者日告，若是其悉矣。顧有不服教而附於刑者，於是嘉石以慚之，圜土以苦之，甚者棄之於市朝，放之於裔末，卒不可以已也。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，而不誠化上之意也。
善教者浹於民心，而耳目無聞焉，以道擾民者也。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，而求浹於心，以道強民者也。擾之為言，猶山藪之擾毛羽，川澤之擾鱗介也，豈有制哉？自然然耳。強之為言，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！一失其制，脫然逝矣。噫！古之所以為古，無異焉，由前而已矣；今之所以不為古，無異焉，由後而異矣。
或曰：「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？」曰：法令誥戒，文也。吾云爾者，本也。失其本而求之文，吾不知其可也。
天有過乎？有之，陵歷鬬蝕是也。地有過乎？有之，崩弛竭塞是也。天地舉有過，卒不累覆且載者何？善復常也。人介乎天地之間，則固不能無過，卒不害聖且聖賢者何？亦善復常也。故太甲思庸，孔子曰勿憚改過；楊雄貴遷善，皆是術也。
予之朋有過而能悔，悔而能改，人則曰：「是向之從事云爾。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，非其性也，飾表以疑世也。」夫豈知言哉？
天播五行於萬靈，人固備而有之。有而不思則失，思而不行則廢。一日咎前之非，沛然思而行之，是失而復得，廢而復舉也。顧曰「非其性」，是率天下而戕性也。
且如人有財，見篡於盜，已而得之，曰「非夫人之財，向篡於盜矣」可歟？不可也。財之在己，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。財失復得，曰「非其財」，且不可；性失復得，曰「非其性」，可乎？
古之時，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，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。古者士之進，有以德，有以才，有以言，有以曲藝。今徒不然，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，其進退之皆有法度。古之所謂德者、才者，無以為也。古之所謂言者，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。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，不自進乎此，上之人弗舉也。誠進乎此，而不應今之法度，有司弗取也。夫自進乎此，皆所謂枉己者也。孟子曰：「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。」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，未見也。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？
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。士之未命也，則授一廛而為氓。其父母妻子裕如也。自家達國，有塾、有序、有庠、有學，觀遊止處，師師友友，弦歌堯、舜之道，自樂也。磨礱鐫切，沉浸灌養，行完而才備，則曰：「上之人其舍我哉？」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。
今也地不井，國不學，黨不庠，遂不序，家不塾。士之未命也，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，無以處，行完而才備，上之人亦莫之舉也。士安得而不自進？嗚呼！使今之士不若古，非人則然，勢也。勢之異，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。孟子不見王公，而孔子為季氏吏，夫不以勢乎哉？士之進退，不惟其德與才，而惟今之法度，而有司之好惡，未必今之法度也。是士之進，不惟今之法度，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。今之有司，非昔之有司也；後之有司，又非今之有司也。有司之好惡豈常哉？是士之進退，果卒無所必而已矣。噫！以言取人，未免失也，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，是失之失也，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！古之道，其卒不可以見乎？士也有得已之勢，其得不已乎？得已而不已，未見其為有道也。
楊叔明之兄弟，以父任皆京官，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、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。自枉而為進士，而又枉於有司，而又若不釋然。二君固常自任以道，而且朋友我矣，懼其猶未寤也，為進說與之。
夫工人之為業也，必先淬礪其器用，掄度其材榦，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。聖人之於國也，必先遴柬其賢能，練核其名實，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。故取人之道，世之急務也。自古守文之君，孰不有意於是哉？然其間得人者有之，失士者不能無焉；稱職者有之，謬舉者不能無焉。必欲得人稱職，不失士，不謬舉，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、文吏課箋奏為得矣。所謂文吏者，不徒苟尚文辭而已，必也通古今，習禮法，天文人事，政教更張，然後施之職事，則以詳平政體，有大議論，使以古今參之是也。所謂諸生者，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，必也習典禮，明制度，臣主威儀，時政沿襲，然後施之職事，則以緣飾治道，有大議論，則以經術斷之是也。以今准古，今之進士，古之文吏也；今之經學，古之儒生也。然其策進士，則但以章句聲病，苟尚文辭，類皆小能者為之；策經學者，徒以記問為能，不責大義，類皆蒙鄙者能之。使通才之人，或見贅於時，高世之士，或見排於俗。故屬文者至相戒曰：「涉獵可為也，誣艷可尚也，於政事何為哉？」守經者曰：「傳寫可為也，誦習可勤也，於義理何取哉？」故其父兄勖其子弟，師長勖其門人，相為浮艷之作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。何哉？其取舍好尚如此，所習不得不然也。若此之類，而當擢之職位，歷之仕途，一旦國家有大議論，立闢雍明堂，損益禮制，更著律令，決讞疑獄，彼惡能以詳平政體，緣飾治道，以古今參之，以經術斷之哉？是必唯唯而已。文中子曰：「文乎文乎，苟作云乎哉？必也貫乎道。學乎學乎，博誦云乎哉？必也濟乎義。」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。必若差別類能，宜少依漢之箋奏家法之義。策進士者，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，治人之要務何急，政教之利害何大，安邊之計策何出，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，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。策經學者，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，天地之變化何如，禮器之制度何尚，各傳經義以對，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。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，庶其取舍之鑒灼於目前，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，辭逸而就勞哉？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，則業專而修矣；一心治道，則習貫而入矣。若此之類，施之朝廷，用之牧民，何向而不利哉？其他限年之議，亦無取矣。
國以任賢使能而興，棄賢專己而衰。此二者必然之勢，古今之通義，流俗所共知耳。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，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，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。有賢而用，國之福也，有之而不用，猶無有也。商之興也有仲虺、伊尹、其衰也亦有三仁。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，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、內史過。兩漢之興也有蕭、曹、寇、鄧之徒，其衰也亦有王嘉、傅喜、陳蕃、李固之眾。魏、晉而下，至於李唐，不可徧舉，然其間興衰之世，亦皆同也。由此觀之，有賢而用之者，國之福也，有之而不用，猶無有也。可不慎歟？
今猶古也，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，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。古雖擾攘之際，猶有賢能若是之眾，況今太寧，豈曰無之，在君上用之而已。博詢眾庶，則才能者進矣；不有忌諱，則讜直之路開矣；不邇小人，則讒諛者自遠矣；不拘文牽俗，則守職者辨治矣；不責人以細過，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。苟行此道，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，然後踐五帝、三皇之塗哉？
人主以委任為難，人臣以塞責為重。任之重而責之重，可也；任之輕而責 之重，不可也。愚無他識，請以漢之事明之。高祖之任人也，可以任則任，可 以止則止。至於一人之身，才有長短，取其長則不問其短，情有忠偽，信其忠則不疑其偽。其意曰：「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，在他事雖短何害焉？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，在它人雖偽何害焉？」故蕭何刀筆之吏也，委之關中，無復西顧之憂。陳平亡命之虜也，出捐四萬餘金，不問出入。韓信輕猾之徒也，與之百萬之眾而不疑。是三子者，豈素著忠名哉？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，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。
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，不循則失。故孝文雖愛鄧通，猶逞申屠之志；孝武不疑金、霍，終定天下大策。當是時，守文之盛者，二君而已。元、成之後則不然，雖有何武、王嘉、師丹之賢，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，牽於帷嫱近習之制，是以王道寖微，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。中興之後，唯世祖能馭大臣，以寇、鄧、耿、賈之徒為任職，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。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，反以元、成之後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、豎宦、帷嫱近習之人而致敗，由是置三公之任，而事歸臺閣，以虛尊加之而已。然而臺閣之臣，位卑事冗，無所統一，而奪於眾多之口，此其為脅於外戚、豎宦、帷嫱近習者愈矣。至於治有不進，水旱不時，災異或起，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， 甚者至於誅死，豈不痛哉！沖、質之後，桓、靈之間，因循以為故事。雖有李固、陳蕃之賢，皆挫於閹寺之手，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，何政治之能立哉？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。
噫！常人之性，有能有不能，有忠有不忠，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，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。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，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。使上下之誠相照，思結於其心，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思盡力哉？故曰：「不疑於物， 物亦誠焉。」且蘇秦不信天下，為燕尾生，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，於秦獨以然者，誠燕君厚之之謂也。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，人亦狗彘其行，以國士待人者，人亦國士自奮。故曰：常人之性，有能有不能，有忠有不忠，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。
貪人廉，淫人潔，佞人直，非終然也，規有濟焉爾。王莽拜侯，讓印不受，假僭皇命，得璽而喜，以廉濟貪者也。晉王廣求為冢嗣，管絃遏密，塵埃被之，陪扆未幾，而聲色喪邦，以潔濟淫者也。鄭注開陳治道，激昂顏辭，君民翕然，倚以治平，卒用姦敗，以直濟佞者也。於戲！「知人則哲，惟帝其難之」，古今一也。
夫天之所愛育者，民也；民之所係仰者，君也。聖人上承天之意，下為民之主，其要在安利之；而安利之之要不在於它，在乎正風俗而已。故風俗之變，遷染民志，關之盛衰，不可不慎也。
君子制俗以儉，其弊為奢。奢而不制，弊將若之何？夫如是，則有殫極財力、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。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，人之為力也有限，而日夜之費無窮。以有時之財、有限之力，以給無窮之費，若不為制，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，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！國家奄有諸夏，四聖繼統，制度以定矣，紀綱以緝矣，賦斂不傷於民矣，徭役以均矣，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，固當家給人足，無一夫不獲其所矣。然而窶人之子，短褐未盡完；趨末之民，巧偽未盡抑，其故何也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。
且聖人之化，自近及遠，由內及外。是以京師者，風俗之樞機也，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。加之士民富庶，財富畢會，難以儉率，易以奢變。至於發一端、作一事，衣冠車馬之奇，器物服玩之具，旦更奇制，夕染諸夏。工者矜能於無用，商者通貨於難得。歲加一歲，巧眩之性不可窮，好尚之勢多所易，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，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。富者競以自勝，貧者恥其不若，且曰：「彼人也，我人也，彼為奉養若此之麗，而我反不及。」由是轉相慕効，務盡鮮明，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，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。
且山林不能給野火，江海不能實漏巵。純朴之風散，則貪饕之行成，貪饕之行成，則上下之力匱。如此則人無完行，士無廉聲，尚陵逼者為時宜，守檢押者為鄙野；節義之民少，兼并之家多；富者財產滿布州域，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。夫人之為性，心充體逸則樂生，心鬱體勞則思死。若是之俗，何法令之能避哉？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。
且壞崖崖破岩之水，原自涓涓；干雲蔽日之木，起於青蔥。禁微則易，救末者難。所宜略依古之王制，命市納賈，以觀好惡。有作奇技淫巧以疑眾者，糾罰之；下至物器饌具，為之品制以節之；工商逐末者，重租稅以困辱之。民見末業之無用，而又為糾罰困辱，不得不趨田畝。田畝闢，則民無饑矣。以此顯示眾庶，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。
父母死，則燔而捐之水中，其不可，明也；禁使葬之，其無不可，亦明也。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，民相與怪之乎下。蓋其習之久也，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，顧曰禁之不可也。
嗚呼！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。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，而不勝乎小人之說，非一日之積也。而小人之說，其為不可，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。先王之道，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。嗚呼！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。貞觀之行其庶矣，惜乎其臣有罪焉。作《閔習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