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梨洲文集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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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·序类
编辑甬上古文词，自余君房、屠长卿而学者之论亡矣。君房瓣香刘子威，直欲抹昌黎以下，至谓《诗》、《书》二经即吾夫子一部《文选》，此其中更何所有？长卿稍变其节奏，出之曼衍，而谓文至昌黎大坏，欧、苏、曾、王之文，读之不欲终篇。所以归美六经者，仅仅在无纤秾佻巧之态，其本领与君房未尝不同也。后进晚生语流注，尝见其读大家文字未毕首尾，辄妄置评论，曰：“其笔弱，其气薄。”余应之曰：“子姑寻其意之所在。”盖时风众势，自难以片言洗涤，故不与之深论何者为健弱厚薄也。古人以辞之清浊为健弱，意之深浅为厚薄。剿袭陈言，可谓之健乎？游谈无根，可谓之厚乎？数十年甬上之风大抵如此。
吾尝与万悔庵极论作者之指，是时不以为非者有高子元发，即取有明十数家手选而钞之。大意多本于余，遇余有所论著，亦必手钞之。当极重难返之势，余又无禄位容貌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为人所和附，嗟乎！余何以得此于元发哉！今去其时曾不二十年，而甬上诸君子皆原本经术出为文章，彬彬然有作者之风者不下六七人。余、屠云雾，忽焉开霁，以视元发孤另独往之时为何如耶？以此见文章如日月之在天，光芒终古。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，则偏方下土之自为通塞也。
元发自次其壬寅以后三年在狱中者为《蓼圃稿》，乙巳出狱者为《知生阁稿》，丙午后三年寓闽者为《屏山集》，合之为《三稿类存》，求余序之。嗟乎！元发学文二十年，而身困狱吏，寄食他人，茫然于世故之江河，反不如场屋架缀经义之士取宠哗世，将无古文一道，徒为观美之具，无裨实用。如是则与余、屠相去，唯之与阿，何所较其优劣？余与元发夙昔所谈，仍是俗儒故态耳。虽然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，何莫非文也？伊、傅、周、召、孔、孟，岂真虚费心力如昭明耶？元发当患难贫贱之中，亦思平生诵读无一足恃，可以知文之所在矣。盍与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，其幸以语我？
人才之在天下也，其生也，于亿兆之中而有数十人焉；其成也，于数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。此数十人者，其初非不兀然见异于亿兆人也，岂知其卒与亿兆人而同尽耶？此一二人者，其初未尝兀然有异于数十人也，岂知数十人者，只供一二人润色之具耶？夫数十人者，康节所谓由一人之人，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，生之非不贵重矣，乃不能积之以至亿人之人兆人之人，而终成其为一人之人，其不自贵重，亦可惜也！
戊寅、己卯之际，余与越中知名士数十人，事子刘子于讲舍，退而为东浙文统之选。其时数十人者，上之学性命之学，次之亦以文章名节自任，其视亿兆人如无有也。赵子禹功于其中，盖亦一人之数耳。事有不可知，曾不一二十年，而数十人者天下已莫能举其姓氏。吾党知之者，亦曰某也迫于饥寒，某也转于流俗。生前身后，盖已为狐狸貒貉貉啖尽。而禹功擎拳撑脚，抗尘决网，得有其耳目口鼻于城郭阡陌之间，望而知为有道者，不与数十人者同其陆沉残破，则若向之数十人，为禹功一二人而设也。丁未之秋，出其所著《称心寺志》，命余序之。夫禹功以燕、许庙堂之笔，掎摭于穷村绝浦，不以为枉夭，而沾沾卷石之菁华，一花之开落，与《桑经》、《郦注》，争长黄池，则是狮象搏兔，皆用全力尔。吾闻禹功之在寺也，因于内衡法师，朝则挝鼓聚众，衡师上堂讲相宗；暮则挝鼓聚众，禹功上堂讲《四书》、《周易》。一时龙象帖帖坐位下，恐不卒得闻。昔赵大洲以内翰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，邓豁渠以诸生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，朝夕声相闻，学宫传为奇事。夫儒书内典，习者各树城栅，两不相下，非如举业之于圣学，同出一先生之言也。有传衡师、禹功之事，不更为奇耶？虽然，禹功固所称儒门数十人中之一二人也，又为释氏强分其半，余其能无慨也夫！
举业盛而圣学亡。举业之士，亦知其非圣学也，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。而世之庸妄者，遂执其成说，以裁量古今之学术。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，愕眙而视曰：此离经也，此背训也。于是《六经》之传注，历代之治乱，人物之臧否，莫不各有一定之说。此一定之说者，皆肤论言，未尝深求其故，取证于心，其书数卷可尽也，其学终朝可毕也。虽然，其所假托者朱子也，盍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乎？夫朱子之教，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。故曰：“若能读书，就中却有商量。”又曰：“且教学者看文字撞来撞去，将来自有撞著处。”亦思其所谓商量者何物也，撞著者何物也？要知非肤论言可以当之矣。数百年来，儒者各以所长，暴于当世，奈何假托朱子者，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著者，概指之为异学而抹杀之乎？
余学于子刘子，其时志在举业，不能有得，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。天移地转，僵饿深山，尽发藏书而读之。近二十年，胸中窒碍解剥，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。方欲求同门之友，呈露血脉，环顾宇下，存者无几，突如而发一言，离经背训之讥，蹄尾纷然。然吾心之所是，证之朱子而合也，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而亦合也。嗟乎！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。
武进恽仲升，同门友也。壬午，见之于京师。甲申，见之于武林。通朗静默，固知蕺山之学者未之或先也。而年来方袍圆项，丛林急欲得之，以张皇其教，人皆目之为禅学。余不见二十年，未尝不以仲升去吾门墙，而为斯人之归也。今年渡江吊刘伯绳，余与之剧谈昼夜，尽出其著撰，格物之解，多先儒所未发。盖仲升之学，务得于己，不求合于人，故其言与先儒或同或异，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也。余谓之曰：“子之学非禅学也，此世之中而有吾两人相合，可无自伤其孤另矣。”或者曰：“仲升既非禅学，彼禅者何急之也？”余曰：“今之禅者，其庸妄亦犹夫今之举业之士也，恶能为毫厘之辨哉？其貌是则是之而已。”然则仲升之貌，其貌何也？余弗答，因书以为《仲升文集序》。
儒者专意经纶，其运动开阖之所，不得不归之朝市。而山洞崇幽，风烟迅远，势相阔绝。于是学仙者私据之而别生事端，便复傲朝市以所无有，“洞天福地”之说出，猿鸟亦受驱役矣。释氏庄严宫室，遍于域中，又复以泉石灵响佐其螺钹，凡寺有志，此近来之一变也。然而庸俗驱乌，无与于文章之事，而使名迹销沉，清言漏夺，大抵以时人所作充赋，留秽简牍耳。纸上姓名，一一已为虫鱼啖尽。昔忞公以天童、储公以灵岩属余发凡，念士既不得志于时，便当十岳之上留其足迹，而乃俯循儒墨于文网之内，琐琐一方，此心未折，以故力辞而止。
己酉十一月，来游达蓬，续宗上座出其所著《香山寺志》，求余为序。诠次不烦，与前年所序赵禹功《称心寺志》，皆名笔也。灯下展阅，铿然橡栗堕瓦，不异李五峰宿石梁时。又念头颅如雪，远游志愿，何可必遂，不如一丘一壑，光景绝可怜爱耳。此山东临沧海，多海市，秦始皇尝驻跸于此。以其可达蓬莱，故谓之达蓬山。《封禅书》言“三神山去人不远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，而黄金银为宫阙。未至，望之如云；及至，三神山反居水下；临之，风辄引去，终莫能至”云。颇怪此等妄谈，不可以欺愚者，以始皇之明察，方士焉能以凿空乌有之事令其听信？吾至此山，而所谓黄金银之宫阙，居人无不见之，然后知方士之言，未尝无所据也，始皇即欲不信，得乎？盖登州海市，掩映远山，望之如云，而此山临视咫尺阑楯之底，其谓反居水下是也。嗟乎！此山培璟，以始皇之力，终不能有，而二三寂子，黄金银宫阙且收之为蓠落间物，其亦可慨也夫！
《后苇碧轩诗》者，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。南宋诗人“四灵”，其一翁卷，以“苇碧轩”名集。先生慕“四灵”之诗，而与卷同姓，又滨江四山，各象一灵，先生居江上，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。
先生名月倩，字元美，后改名逸，字祖石，大司马见海之后。少从先忠端公宦游京师，授余弟晦木、泽望句读。是时已能诗，忠端公《舟中杂咏》所谓“共坐得词人”者，指先生也。忠端公归里，先生相从如故，至丁卯而去，去十有三年而复来，遂移家住予之旁舍，至丙申又移家而去。亡何，妻死子夭，子妇去帏，孩孙二人寄食外家，又殇其一，伤哉先生老苦至于此极也！先生与余家相依二十馀年，凡余家盛衰变故患难之事，嬉游酒食，一一见之于诗，显显焉无有忘弃者。余诗所谓“却恨一编苇碧稿，十年闲梦不销除”者，此也。
先生之诗，于牢笼今古、排比讽谕，非其所长。而雕刻云烟，搜抉花鸟，时以一联半句夺人目色，故流连于杯酒片景，终身以之。古来论诗有二：有文人之诗，有诗人之诗。文人由学力所成，诗人从煆炼而得。大篇丽句，矜奇斗险，使僻固而狭陋者茫然张口，至若“空梁”、“春草”，意所不停，正复读书万卷，岂能采拾？此先生之诗所以可贵也。
先生尝以底草嘱其子曰：“我之魂魄落此，死后能守则守之，无俟桑主灵床，苟卷轴在案，麦饭寒浆，神具醉饱；不能守则纳之棺中，霜凄月苦，定闻鬼唱，慎毋为卖酱家所得也。”今子姓凋落，此愿不可必遂，乃执余手而泣曰：“吾子不惜一言，张诸好事，则平生心血不为徒呕。”余悲其言，为汰其意之重出者、辞之陈故者，二千馀首之中，得一百二十四首，可以传矣。
念文长之集，得中郎激扬发越而后传世。余气力不若中郎，先生之学亦逊文长，此例姑止。吾友林茂之得陈白云之诗，相与流涕而读，白云因是亦传。余观白云之诗，陈言戾句，刊落未尽，岂能敌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？文章如金玉，不以好恶亲疏增损其价，空堂油盏，悬笔叙此，盖余与先生相对流涕之时也。
余观古文，自唐以后为一大变：唐以前字华，唐以后字质；唐以前句短，唐以后句长；唐以前如高山深谷，唐以后如平原旷野，盖画然若界限矣。然而文之美恶不与焉，其所变者词而已；其所不可变者，虽千古如一日也。得其所不可变者，唐以前可也，唐以后亦可也，不得其所不可变，而以唐之前后较其优劣，则终于愦愦耳。有明一代之文，论之者有二：以谓其初沿宋、元之馀习，北地一变而始复于古；以谓明文盛于前，自北地至王、李而法始亡。其有为之调人者，则以为两派不妨并存。嗟乎！此皆以唐之前后较其优劣者也。
夫明文自宋、方以后，直致而少曲折，奄奄无气，日流肤浅，盖已不容不变。使其时而变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叹而出之，无论沿其词与不沿其词，皆可以救弊。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语，自任起衰，仍不能脱肤浅之习，吾不知所起何衰也，若以修词为起衰，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，除俳偶之文之舛，词何尝不修？非有如唐以后之格调也。而昌黎所用之词，亦即八代来相习之调也，然则后世以起衰之功归昌黎者何故？是故以有明而论，馀姚、昆山、毗陵、晋江，其词沿唐以后者也，大洲、浚谷，其词追唐以前者也，皆各有至处，顾未可以其词之异同而有优劣其间。自此意不明，末学无智之徒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，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，相与为肤浅之归而已矣。
庚戌冬尽，雨雪馀十日而不止，四野凶荒，景象惨淡，聊取平日之文自娱，因为选定，以序事议论者编于甲，考索者编于乙，古今诗编于丙。昔元、白编次其集于穆宗朝，题曰《长庆集》，郝伯常集其文于甲子，命曰《甲子集》，今余编次于庚戌，遂题曰《南雷庚戌集》。又余生于庚戌，其支干为再遇也，念六十年来所成何事，区区无用之空言，即能得千古之所不变者已非始愿。吾闻先圣以庚戌生，其后朱子亦以庚戌生，论者因谓朱子发明先圣之道，似非偶然。余独何人，以此名集，所以志吾愧也。
孟子曰：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是诗之与史，相为表里者也。故元遗山《中州集》窃取此意，以史为纲，以诗为目，而一代之人物，赖以不坠；钱牧斋仿之为《明诗选》，处士纤芥之长，单联之工，亦必震而矜之，齐蓬户于金闺，风雅衮钺，盖兼之矣。
然天下之大，四海之众，欲以一人之耳目，江湖台阁，使无遗照，必不可得，是故不胜其逸者之多也。即以姚江而论，陈、隋而上，止存虞氏一家之诗。有唐一代，见之《唐诗纪事》者，虽下邑偏方，皆有诗人点缀，而姚江独缺。宋之诗人高菊、孙常州皆为眉目，其集皆不传。元之郑山辉、杨元度，其时诸老集中，多见其唱和姓名，今求一篇亦不可得。数百年以来，海内文集，列屋兼辆，而姚江独少。即有成刻者，问之子孙，间供茶铛药灶之用。亦有诵咏已落四方之口，邑中反无知之者。盖科举抄撮之学，陷溺人心，谁复以此不急之务，交相劝勉？由是言之，前此之逸者，宁有既乎？
余少时读宋文宪《浦阳人物记》而好之，以为世人好言作史，而于乡邑闻见，尚且未备，夸诬之诮，容讵免诸？此后见诸家文集，凡关涉姚江者，必为记别，其有盛名于前者，亦必就其后裔而求之，如是者数十年矣。以其久，故箧中之积，多有其子孙所不识者。然而兵尘迁徙，蹇篷下担，时有坠落，如柴广敬《金兰录》、《魏尝斋文集》之类，正不复少。及今不为流通，使之再逸，自此以往，皆余之罪也。
欧阳子言文章言语之在人，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，鸟兽好音之过耳，不可为恃。虽然，此为作之者言之也。士生后世，凭虚而观盛衰之故，彼富贵利达，蝇翔萤腐，没于晷刻之间，复令其性情深浅，无所附丽，文责谁归？是为忍人。故余与静岳先生为此选也。名之“逸诗”，盖有二义：前乎此者，是编为所逸之馀也；后乎此者，庶几因是编而不逸也。
《缩斋集》者，余弟泽望所著之诗文也。自泽望亡后，余教授于外。今岁甲寅，四方兵起，偃息衡门，始发大牛箧，出其所著撰数十束。虽体例各异，而散之日记中，不相条贯。余乃离而件系之，以为各录，取其诗文，选定为兹集。序曰：
泽望之为诗文，高厉遐清。其在于山，则铁壁鬼谷也；其在于水，则瀑布乱礁也；其在于声，则猿吟而鹳鹤咳且笑也；其在平原旷野，则蓬断草枯之战场，狐鸣鸱啸之芜城荒殿也；其在于乐，则变征而绝弦也。盖其为人，劲直而不能屈己，清刚而不能善世，介特寡徒，古之所谓隘人也。隘则胸不容物，并不能自容。其以孤愤绝人，徬徨痛哭于山颠水澨之际，此耿耿者终不能下，至于鼓胀而卒，宜矣。
独怪古之为文章者，及其身而显于世者无论矣；即或憔悴终生，其篇章未有不流传身后，亦是荣辱屈伸之相折。泽望死十二年矣，所有篇章，亦与其骨俱委于草莽，无敢有明其书者，盖惊世骇俗之言，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。苏子瞻所谓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，至泽望而又为文人之一变焉。
虽然，泽望之文，可以弃之使其不显于天下，终不可灭之使其不留于天地。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，阳气在下，重阴锢之，则击而为雷；阴气在下，重阳包之，则搏而为风。商之亡也，采薇之歌，非阳气乎？然武王之世，阳明之世也，以阳遇阳，则不能为雷。宋之亡也，谢皋羽、方韶卿、龚圣予之文，阳气也，其时遁于黄锺之管，微不能吹纩转鸡羽，未百年而高皇帝为其迅雷。元之世，阴晦之世也，其亡也，有席帽、九灵之文，阴气也，包以开国之重阳，蓬蓬然起于大隧，风落山为蛊，未几而散矣，非若雷之能使百果草木甲拆也。今泽望之文，在重阴之下，其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，苟未为霹雳列缺，夫宁锢而不出，岂若刘蜕之文冢，腐为墟壤，蒸为芝菌，文人之文而已乎？
唐多诗人，飙扇波委，即偏方下邑，么弦孤韵，亦瞥入简牍。而吾姚江自虞永兴以外，寂寥无闻焉，且永兴又隋氏之遗也。以唐诗人之多，姚江人物之众，而单联只句，不能分有唐之一数，岂其风雅道衰，地土使然耶？抑穷山海岛，传之不能广耶？不然，在当时未尝不缮写模勒，流传人口，久而遂至失落耶？余读家集，至半山先生诗而有感焉。
先生余六世族祖也，讳嘉仁。父翊，字九霄。九霄善近体诗，书法赵松雪，画竹石菊花，尤入神品。今其诗失落，而先生之诗，尚存十之一。缘情绮靡之功，声势物景，能感动人，使其载之《唐诗纪事》中，故亦嫣然秀出者也，而屈抑于诸生以死。其时中原少年，递相仿效，竞作新词，自谓何、李诗体，一经品题，姓名便不寂寞。先生与一二穷退无力之徒，唱之而未必能和，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，安望其传之之广乎？
余阅有明文集，唯正德间模勒最工，卷轴繁多，此皆有力者所为。先生有作，脱口之后，书之故纸，题之败壁，其缮写亦一过再过而已。在当时已如此，又何待久而失落乎？由先生父子言之，百年之间，父老见闻犹在，已同荣飘音过，归于磨灭，况有唐千年之远耶？则姚江无一诗人之传者，非其风雅道衰，亦可知矣！今先生所传之一二，亦岂能必其传远？但自先生以来，姚江之为富贵者何限？即有子孙守其遗集，装潢投赠，偶揭一二板，便呕哕弃去，以充糊壁覆瓿之用者不少矣。曾有如先生，见之残编，欣赏而读之，读之而唯恐其尽否也。
公讳尚质，别号醒泉，吾始祖鹤山公之十三世孙也。嘉靖己酉，举于乡，知息县，升景州守，修董仲舒书院，改周亚夫祠，皆自为文记之。隆庆元年致仕，所著有《青园录诗》近千首，余存其十之一，以官名之曰《景州诗集》。序曰：
若景州公者，乃可谓之诗人矣。夫诗以道性情，自高廷礼以来，主张声调，而人之性情亡矣。然使其说之足以胜天下者，亦由天下之性情，汩没于纷华污惑之往来，浮而易动，声调者浮物也，故能挟之而去，是非无性情也。其性情不过如是而止，若是者不可谓之诗人。周伯弓之注三体诗也，以景为实，以意为虚。此可论常人之诗，而不可以论诗人之诗。诗人萃天地之清气，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，其景与意不可分也。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，俄顷灭没，而诗人能结之不散。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，非其性情，极雕绘而不能亲也。景州之诗，咽噱于冷汰，缠绵于绮靡，江滨山畔，至今性情恍然犹在，其斯谓之诗人之诗乎？
余尝辑《姚江逸诗》，千年以来，称诗者无虑百人，而其为诗人者三人而已：宋高菊、明宋无逸及景州是也。菊之诗，仅见之诗话、《武林旧事》者，不过十馀首；无逸诗集久堙，余从其后人钞之以传；景州当时诗画，与杨秘图齐名，秘图诗散失，而景州亦无有明其能诗者。异时诸老先生论姚江之诗，盛称陈太常（贽）、冯雪湖（兰）两人。太常之和唐音，未免一时习气；雪湖与谢文正唱和，险韵相伯仲，拟古乐府去西涯远甚：虽各有长处，要俱不可谓之诗人也。顾他年有定姚江诗派者，菊为诗祖，景州则又为吾黄氏之诗祖，当不舍吾言而取定于前人矣。
道藏中有《丹山图咏》，以四明山名胜制为法曲，而托之木玄虚撰，贺知章注。其图为祠宇，观所刻与元道士毛永贞《石田山房诗》合为一卷，则此咏此注亦永贞之徒所为。按木华字玄虚，在晋为杨骏府主簿，而咏中所称宋应则、郑宏，齐谢朓、何昕，梁范颜，初未尝自掩覆其年代之不伦也。四面七十峰疆域，因是图咏而龈割就理，然亦不免淆乱，如以小溪接梨洲，以翠岩属西面，以紫溪附大小晦，以抱子山置大小皎，皆疏略之甚。永贞住山中四十年，与掘药采薪者相习，何难于考校真实，而乃有此失耶？至其攀援故事，大概子虚乌有，不可以记传勘之，固卤莽道士之常，不足怪也。原图不传，在《馀姚县志》者复多谬误，余既为别作，其咏注之失亦稍正之。
忆岁辛巳，在金陵，从朝天宫翻道藏，自《易》学以外，干涉山川者皆手钞之，矻矻穷日，此卷亦在其中。岁壬午，至自燕京，便与晦木、泽望月下走蜜岩，探石质藏书处，宿雪窦，观隐潭冰柱，大雪登芙蓉峰，历鞠侯岩，至过云，识所谓木介，归而晦木为赋，泽望为《游录》，余则为《四明山志》。其分四面各七十峰，因夫图咏之例也，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未遂。
海内兵起，徐忠襄公问浙东可以避地者，余以四明山对。既而忠襄来书，谓吾举足西向，则言与陈卧子兴晋阳之甲，举足东向，则言拥立潞王，朝议如此，四明之缘绝矣。吴霞丹先生流离海外，余亦欲以此山处之，道阻不果。薛谐孟作先生传，有呜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，此也。山寨纂严，此山遂为战地，血瀑魂风，嵚岑变色，犹幸二公之不来耳。当余手钞道藏之时，方欲遍游天下名山，四明不过从此发迹，即不然而自绝于世，亦泥封洞口，猿鸟以为百姓，药草以当粮糒，山原石道，别有往来。岂意三十年，来芒槲笠，未沾岳雨，兹山亦遭劳攘，高栖之志尚无寄托，执笔图此，有涕滂然！
某自戊申以来，即为明文之选，中间作辍不一，然于诸家文集蒐择亦已过半，至乙卯七月，《文案》成，得二百七卷。而叹有明之文，莫盛于国初，再盛于嘉靖，三盛于崇祯。国初之盛，当大乱之后，士皆无意于功名，埋身读书，而光芒卒不可掩；嘉靖之盛，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，而巨子哓哓之口舌，适足以为其华阴之赤土；崇祯之盛，王李之珠盘已坠，邾、莒不朝，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，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，此三盛之由也。
某尝标其中十人为甲案，然较之唐之韩、杜，宋之欧、苏，金之遗山，元之牧庵、道园，尚有所未逮。盖以一章一体论之，则有明未尝无韩、杜、欧、苏、遗山、牧庵、道园之文，若成就以名一家，则如韩、杜、欧、苏、遗山、牧庵、道园之家，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。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，似矣，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，时文境界，间或阑入，求之韩、欧集中无是也。此无他，三百年人士之精神，专注于场屋之业，割其馀以为古文，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，无足怪也！
前代古文之选，《昭明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元文类》为最著。《文选》主于修辞，一知半解，文章家之有偏霸也；《文粹》掇菁撷华，亦选之鼓吹；《文鉴》主于政事，意不在文，故题有关系而文不称者皆所不遗；《文类》则苏天爵未成之书也，碑版连牍，删削有待。若以《文案》与四选并列，文章之盛，似谓过之。
夫其人不能及于前代而其文反能过于前代者，良由不名一辙，唯视其一往深情，从而捃摭之，巨家鸿笔以浮浅受黜，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。今古之情无尽，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，凡情之至者，其文未有不至者也，则天地间街谈巷语、邪许呻吟，无一非文，而游女、田夫、波臣、戍客，无一非文人也。试观三百年来，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，每家少者数卷，多者至于百卷，其间岂无一二情至之语？而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，堆积几案，何人发视？即视之而陈言一律，旋复弃去。向使涤其雷同，至情孤露，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。有某兹选，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，即尽投之水火，不为过矣。由是而念古人之文，其受溺者何限，能不为之慨然？
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。自宋、方以后，东里、春雨继之，一时庙堂之上，皆质有其文。景泰、天顺稍衰。成、弘之际，西涯雄长于北，匏庵、震泽发明于南，从之者多有师承。正德间，馀姚之醇正，南城之精炼，掩绝前作。至嘉靖而昆山、毗陵、晋江者起，讲究不遗馀力，大洲、浚谷相与犄角，号为极盛。万历以后又稍衰，然江夏、福清、秣陵、荆石未尝失先民之矩矱也。崇祯时，昆山之遗泽未泯，娄子柔、唐叔达、钱牧斋、顾仲恭、张元长皆能拾其坠绪，江右艾千子、徐巨源，闽中曾弗人、李元仲，亦卓荦一方，石斋以理数润泽其间。
计一代之制作，有所至不至，要以学力为浅深，其大旨罔有不同，顾无俟于更弦易辙也。自空同出，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，汝南何大复友而应之，其说大行。夫唐承徐、庚之汩没，故昌黎以六经之文变之。宋承西昆之陷溺，故庐陵以昌黎之文变之。当空同之时，韩、欧之道如日中天，人方企仰之不暇，而空同矫为秦、汉之说，凭陵韩、欧，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，适以衰之弊之也。其后王、李嗣兴，持论益甚，招徕天下，靡然而为黄茅白苇之习，曰古文之法亡于韩；又曰不读唐以后书，则古今之书，去其三之二矣；又曰视古修辞宁失诸理，六经所言唯理，抑亦可以尽去乎？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，大概便其不学耳。
虽然，今之言四子者目为一途，其实不然。空同沿袭《左》、《史》，袭《史》者断续伤气，袭《左》者方板伤格。弇洲之袭《史》，似有分类套括，逢题填写，大复习气最寡，惜乎未竟其学，沧溟孤行，则孙樵、刘蜕之舆台耳！四子所造不同途，其好为议论则一，姑借大言以吊诡，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？鄮人君房、纬真，学四子之学者也。君房之学成，其文遂无一首可观；纬真自歉无深湛之思，学之不成，而纬真之文泛滥中尚有可裁，由是言之，四子枉天下之才，亦已多矣！嗟乎！唐宋之文，自晦而明；明代之文，自明而晦。宋因王氏而坏，犹可言也；明因何、李而坏，不可言也！
岷左先生示余出蜀归田之诗，命题数语。余唯山川文章，相藉而成，然非至性人，固未易领略。尝读陆务观《入蜀记》，揽结窈冥，卷石枯枝，谈之俱若嗜欲。故剑南之诗，遂为南渡之巨子。蜀在西南天表，非左思之赋，少陵之诗，亦不能移其观于中土，岂非相藉哉？
百年以来，自曹能始而后，蜀竟陆沉，再经丧乱，其名迹之幽邃者，固不必论。即工部草堂，古今属目。去万里桥不数里，先生往寻之，蜀人无知其处者。徘徊于荒烟蔓草之间，得浣花残碣，尺寸推按，故地始出。先生如遇故人于万里外，欢叫欲绝，此等情怀，与务观何异？诗那得不佳？故先生之诗，冲雅而刻画，字句之外，一往流连，真能与山川和会者也。先生为余述其入蜀，从潼关过嵩华，磅礴空翠之中，车马都为碧色，栈道之上，高峰入天，停午始漏日影，恍如夜行。汉高祖所谓“烧绝栈道”者，注云：险绝之处，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，是人从栈上过耳。不知路凿于山腹，栈增其阔，以收目眩。烧绝者，坏其凿路一处，则百里皆废矣，不是单烧栈，亦不是处处皆烧绝也。江行出峡，巫山巴水，六书像形，阳台十二峰沿亘数百里，突兀霄汉，一一辨其嘉名，以正前人之误。古木穷猿，寒岩怪鸟，空响相答，凄入心脾。先生相对言时，僧楼茗碗，几席亦为浮动。
嗟乎！山水于人，此生亦有缘分。余甲午之岁，发愿名山，拼十年为头陀行脚，咽噱冷汰，涤濯滓窳，归来读书，方有进益，持志不坚，倏忽而发容难待，便作一尘网俗人，清泉白石，为我懊恨，读先生之诗不禁惘惘。
岁丙辰二月，余至海昌西山，许父母以余曾主教于越中甬上也，戒邑中之士大夫胥会于北寺。余留者两月馀，已而省觐将归。同学诸子皆眷眷然，有离别可怜之色。余南雷之野人也，气质卤莽。诸子风华掩映千人，多廊庙之器，余何以得此于诸子乎？
尝谓学问之事，析之者愈精，而逃之者愈巧，三代以上，祇有儒之名而已，司马子长因之而传儒林。汉之衰也，始有雕虫壮夫不为之技。于是分文苑于外，不以乱儒。宋之为儒者，有事功、经制改头换面之异，《宋史》立“道学”一门以别之，所以坊其流也。盖未几而道学之中又有异同。邓潜谷又分理学、心学为二。夫一儒也，裂而为文苑、为儒林、为理学、为心学，岂非析之欲其极精乎？奈何今之言心学者，则无事乎读书穷理；言理学者，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，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。薄文苑为词章，惜儒林于皓首，封己守残，摘索不出一卷之内，其规为措注，与纤儿细士不见短长。天崩地解，落然无与吾事，犹且说同道异，自附于所谓道学者，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？
吾观诸子之在今日，举宝为秋，摛藻为春，将以抵夫文苑也。钻研服郑，函雅故，通古今，将以造夫儒林也。由是而敛于身心之际，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，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，垂之为传注皆经术也。将见裂之为四者，不自诸子复之而为一乎？
某虽学文，而不能废夫应酬，穷经而不能归于一致。洒扫先师蕺山之门，而浸淫于流俗，弦急调哀，不知九品人物，将来何等。诸子苟不见鄙，庶几以为九十里之半，是某之眷眷于离别者，较诸子而益甚。虽然，诸子与某相隔一带水耳，天朗气清，夏盖空翠可摘，此固晁无咎行吟之地也。某居其下，诸子倘闻长啸，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焉，知其非余耶？夏四月二十六日书于北山。
原诗之起，皆因于乐，是故“三百篇”即《乐经》也。儒者疑别有《乐经》，秦火之后，无传焉。此不知诗者之言也。“三百篇”皆可歌，若朝夕讽咏，更唱迭和，节以锺磬鼗鼓，和以琴瑟笙箫，则感触天机，自不容已。今学者祗玩其文，所得浅蹙，诗虽存而实亡，故乐亡也。然犹幸“六义”之教未亡，导以天潢，瀹其融伏，作者用者之精神，时相遇于冥漠。乐亡而诗可孤行者，仅仅借此一端耳。“三百篇”而降，诗与乐遂判为二，胡然而作之，胡然而用之，皆不知其故。无他，所谓“六义”者，盖亦亡矣。
其后朱子之注《离骚》，以其寓情托意者，谓之变风；以其感今怀古者，谓之变雅；其语祀神歌舞之盛者，则谓颂之变；赋则自序；比则香草恶草；兴则泛滥景物。于是《离骚》之指，灿然明备，然于他诗则未遑数数也。元末有刘履者，为选诗补注。仿朱子之法，以赋、比、兴论诗，亦诸家之杰出矣。然不及乐府，于风、雅、颂无当焉。夫“六义”而存纬去经，不亦恧乎？
海昌朱岷左先生，有慨于此，取汉魏六朝有唐之乐府及诗，分为三集：其相和、清商五调、杂曲、新曲为风，其燕射、鼓吹、横吹、舞曲、散乐为雅，其郊祀、庙祀、明堂、封禅、雩蜡为颂。诗附其后，而以赋、比、兴三者纬之。上下千年，俨然“三百篇”之馀。以比文中子续经之作，盖庶几焉。由先生之著而论之，“六义”之教复矣！然而终不可用之于乐。
乐之道圆而神，其妙全在散声。散声多者不可损，少者不可益，自然之为天籁也。开元诗乐以一声叶一字，朱子深疑之，而亦不能求其故，先生倘有得于篇章之外者，使不为纸上之空言，犹望次第而复之也。先生属余序馀，不能审音，聊以答先生之意云尔。
六经皆载道之书，而礼其节目也。当时举一礼必有一仪，要皆官司所传，历世所行，人人得而知之，非圣人所独行者。大而类禋巡狩，皆为实治；小而进退揖让，皆为实行也。
战国、秦、汉以来，相寻于干戈智术之中，佥以为不急而去之。数百年之耆旧既尽，后生耳目不接久矣。汉儒煨烬之馀，掇拾成编，错陈午割，得此失彼，又何怪其然乎？郑康成最号通博，而不知帝王大意，随文附会，辄形笺传。有宋儒者继起，欲以精微之理，该其粗末，三代之弥文缛典，皆以为有司之事矣。朱子亦常修《仪礼》经传，不过章句是正，于其异同淆乱，固未弹驳而使之归于一也。其时唐说斋创为经制之学，茧丝牛毛，举三代已委之刍狗，以求文、武、周公、成、康之心，而欲推行之于当世。薛士隆、陈君举和齐斟酌之，为说不皆与唐氏合，其源流则同也。故虽以朱子之力，而不能使其学不传，此尚论者所当究心者也！
吾友万充宗，为履安先生叔子。锐志经学，六经皆有排纂，于三礼则条其大节目，前人所聚讼者，甲乙证据，摧牙折角，轩豁呈露，昌黎所谓“及其时而进退揖让于其间”者也。此在当时固人人所知者，于今则为绝学矣。不谓晚年见此奇特，其友魏方公为之先刻数卷，充宗以为质疑者，欲从余而质也。余老而失学，群疑填膈，方欲求海内君子而质之，又何以待质？充宗亦姑以其所得，参考诸儒，必求其精粗一贯，本末兼该，凿然可举而措之，无徒与众说争长于黄池，则所以救浙学之弊，其在此夫！
许酉山先生治海昌之五年，政通人和，举循吏第一。余数年来得交于先生，每见其举一事，发一言，必称引先世，曰：“吾先人之心学若何，吾先人之经世若何，不敏未能推行其一二。”夫海昌之政美矣，先生犹不敢自是如此，岂数典而不忘其祖之义欤？不然何其知之者之寡也？
已得《霍丘名宦录》读之，刑部公之惠政，条分缕悉，当年设施之次第，粲然可寻。不必西门豹之投巫妪，何易于之焚诏版，但使里巷阡陌之间，其颦呻得自达而已。公之爱民之心，盖至今而尚在也。唯公爱民之心尚在，故民之思公，亦不以久近幽明为计较耳。
夫公之莅任，去今七十九年矣。而霍丘为流贼陷没，频经兵火，山川如故，城郭已非。不特当时之父老，老死略尽，即公当日之政，霜吞雪蚀。此相与聊生之民，宁犹受其赐欤？即使起公于九原，复理当日之坠绪，时异势殊，吾知其有所不能也。乃父传之子，子传之孙，追想公之声音笑貌，于瓣香庭燎之中不能自已。岂非可没者政也，不可没者心也，宁有所强而然耶？
霍故六、蓼国地也，臧文仲闻六与蓼灭，曰：“皋陶、庭坚，不祀忽诸，德之不建，民之无援。”哀哉！夫六、蓼以千年之祀，坠其香火，公以数年之宦，垂其𬞟藻，使千年不能与数年争者，非其入人之深，何以有此？夫然后知海昌之政，渊源于霍丘者远矣。鸟游空府，影末之馀波，犹足以润泽枯稿。子产曰：“侨不才，不能及子孙。”若公者，其不谓之及子孙乎？
往丙子、丁丑间，一时文集行世者十馀部。娄东张天如曰：“此十馀人者，皆今之巨子也。吾读正、嘉时不以文名者之文集，其浑厚悠长，反若过之，岂世运之升降欤？”余曰：“科举盛而学术衰。昔之为时文者，莫不假道于《左》《史》、《语》、《策》、《性理》、《通鉴》，既已搬涉运剂于比偶之间，其余力所沾溉，虽不足以希作者，而出言尚有根柢，其古文固时文之馀也；今之为时文者，无不望其速成，其肯枉费时日于载籍乎？故以时文为墙壁，骤而学步古文，胸中茫无所主，势必以偷窃为工夫，浮词为堂奥，盖时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。”为说者谓百年以来，人士精神，尽注于时文而古文亡，余以为古文与时文分途而后亡也。
自余为此言，已历一世矣。风气每变而愈下，举世眯目于尘羹土饭之中，本无所谓古文。而缘饰于应酬者，则又高自标致，分门别户，才学把笔，不曰吾由何、李以溯秦、汉者也，则曰吾由二川以入欧、曾者也。党朱、陆，争薛、王，世眼易欺，骂詈相高。有巨子以为之宗主，则巨子为吾受弹射矣。此如奴仆挂名于高门巨室之尺籍，其钱刀阡陌之数，府藏筐箧所在，一切不曾经目，但虚张其喜怒，以哃喝夫田驺纤子，高门巨室，顾未尝知有此奴仆也。
余与杲堂然约为读书穷经，浙河东士稍稍起而应之。杲堂之文具在，故未尝取某氏而折旋之，亦未尝取某氏而赤识之，要皆自胸中流出，而无比拟皮毛之迹，当其所至，与欧、曾、史、汉，不期合而自合也。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，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。今见其脱略门面与欧、曾、史、汉不相似，便谓之不文，此正不可与于斯文者也。濂溪、洛下、紫阳、象山、江门、姚江诸君子之文，方可与欧、曾、史、汉并垂天壤耳，盖不以文为学，而后其文始至焉。当何、李为词章之学，姚江与之更唱迭和，既而弃去，何、李而下，叹惜其不成，即知之者亦谓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，岂知姚江之深于为文者乎？使其逐何、李而学，充其所至，不过如何、李之文而止。今姚江之文果何如，岂何、李之所敢望耶？杲堂之文出世，必有以作者许之者，然非余与杲堂之所期也。但使读书穷经，人人可以自见，高门巨室，终不庇汝，此吾东浙区区为斐豹焚丹书之意也。
陈子文海昌才士，精综六籍，翱翔百氏，操笔属词，缘情绮靡之功，离绝畦径，故其名声远闻，柯叶张皇。丁巳，入京师，名公巨卿，贪其俊逸，东阁靓深，险韵促漏，铓刃愈出。格于例，不得入闱，谒选而出。
夫以子文之才，驰骛古今之际，高步天地之间，谓当以稽古之力，润色王度，屈于下职，闻者皆爱惜焉。而子文方游大梁，摹铜盘之篆字，抚昭陵之铁马，经行名迹之处，破荒搜讨，往往迷失道。同行者秣马即次，炊黍已熟，迟子文尚未至也，岂感慨悲歌之气郁于中，有伶官简兮之风乎？抑以名山大川昌其诗，如崔斯立之丞蓝田日哦为事与？
唐、宋以来，丞、尉皆进士释褐之官，卿相于是乎出。有明假途于吏，于是士人始不乐就。今制复唐、宋之旧，由此为大官者，不可胜数。子文功业不难戾契而至，则其纵古横今，要非耽恋光景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矣。窃料四海之士如子文者不可多得，知百里不足以处士元，鲁肃之所以能霸也，以公礼格孟博，陈蕃之所以不终也。世自有急子文者，子文藏声匿影以待之，撑霆裂月之作，夫亦可以销磨其岁月矣。
周元公曰：“文所以载道也。”今人无道可载，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，组织纫缀以求胜，是空无一物而饰其舟车也。故虽大辂艅，终为虚器而已矣。况其无真实之功，求卤莽之效，不异结柳作车，缚草为船耳。
吾友陈葵献，汲古穷经，聚同志为经会，葵献常为都讲。每讲一经，必尽搜郡中藏书之家，先儒注说数十种，参伍而观，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者为主，而又积思自悟，发先儒之所未发者，尝十之二三焉。当更端之际，一堂数十人所倾耳注目者，必葵献也。是时葵献固未尝以古文自命，然其笔授之章，论学之书，舂容典雅，辞气和平，无训诂斗饤之习。余曰：“此真古文也，应酬之中岂有古文哉？”
今年秋月，与余同寓吴山，至广化寺，拜先忠端公神位。六一泉虽有石屋覆之，已同行潦。东坡言泉出讲堂下，今泉逼山麓，其上更无堂址，则亦非泉之故处也。寻张司马墓，桑间土堆，乃是精卫口中一丸也。葵献按形家书，谓后来香火，当不下鹏举、节暗二公，徘徊者久之。大观台观潮，潮不上海门十年矣，土人亦无有修此故事者。一僧立台上，薄暮怅然而返。饮唐殿宣书舍，壁间题名，多是南宋名笔。盖紫阳一带，大略是韩平原凿山所置南园也。一滴泉听雨，云居坐月，余间有吟咏，墨痕未燥。而葵献排韵斗险，俄顷成章，牢笼景物，刻画悲欢，视雕肝琢膂日锻月炼者，无以加焉。习葵献者，以为葵献破荒作诗，何工之如是？余曰：“曾是有猗顿、师史之货，而忧其不能转毂运棹乎？”
葵献行且计偕北上，渡长江，叹南北之限；过齐鲁燕赵之墟，圣贤豪杰经营之迹，犹有在者；入长安，观其宫室之壮丽，奇材剑客之聚集，盖建都者近千年矣。触目骇心，动成篇什，素所畜积，于此焉发之？所见者与人同，所得者固与人异也。司马子长之文章，得之山川，子长读书十年之后，方可言此。今葵献读书，年过子长，从此而后，方知六经非几案间物耳。此区区所刻，恐不足以尽葵献也。
吾族之在四明山中者，自菊东先生以来，代有闻人。近虽中衰，而孚先、禹平，茁焉秀出。两人尝以诗文过余，而孚先往来尤数。中更乱离，五六年不见，则以诗一编寄余请序，岁尽，自来促之。
孚先论诗大意，谓声音之正变，体制之悬殊，不特中、晚不可为初、盛，即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亦自有迥然不同者。若身之所历，目之所触，发于心著于声迫于中之不能自已。一倡而三叹，不啻金石县而宫商鸣也。斯亦奚有今昔之间，盖情之至真，时不我限也。
斯论美矣！然而正自有说。嗟乎！情盖难言之矣。情者可以贯金石，动鬼神。古之人情，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，不但忠臣之事其君，孝子之事其亲，思妇劳人，结不可解，即风云月露，草木虫鱼，无一非真意之流通。故无溢言曼辞以入章句，无珣笑柔色以资应酬，唯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今人亦何情之有？情随事转，事因世变，干啼湿哭，总为肤受，即其父母兄弟，亦若败梗飞絮，适相遭于江湖之上。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然而习心幻结，俄顷销亡，其发于心著于声者，未可便谓之情也。由此论之，今人之诗，非不出于性情也，以无性情之可出也。
孚先情意真挚，不随世俗波委。余避地海滨，孚先悯其流离，形诸梦寐，作诗见怀：“旅月仍圆夜，秋风独卧身。”读之恍然见古人之性情焉。是故有孚先之性情，而后可持孚先之议论耳。不然以不及情之情，与情至之情，较其离合于长吟高啸之间，以为同出于情也，窃恐似之而非矣。
吾母五子，唯不孝亲乳。先忠端公殉节之后，室如悬磬。不孝支撑外侮，鞅掌家塾。吾母课垄亩，省廪窖，婚嫁有无，棺椁重复，无一日之暇。
壬午冬，吾弟皆以受室，食指繁多，遂别晨舂，然夏税秋粮，犹不孝一人办之。际此丧乱，藐是流离，身挽鹿车，投足无所，由是家道丧失。吾弟复去其三，霜露晨昏，兼并一人，鱼菽取备，鲜适莫构，吾母犹然怜余之辛勤也。凡居忧者，以丧服为之文，以不饮酒食肉处内为之实。不孝行之半年，而一病支床，气血中槁，亲友遂引《礼经》有疾七十二条来相劝勉。不孝姑息从之，惶恐无地。自念养生送死，多少不尽分处，未尝不痛自勉强，而悔其有所不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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