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梨洲文集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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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·序類
编辑甬上古文詞，自余君房、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。君房瓣香劉子威，直欲抹昌黎以下，至謂《詩》、《書》二經即吾夫子一部《文選》，此其中更何所有？長卿稍變其節奏，出之曼衍，而謂文至昌黎大壞，歐、蘇、曾、王之文，讀之不欲終篇。所以歸美六經者，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，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。後進晚生語流注，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，輒妄置評論，曰：「其筆弱，其氣薄。」余應之曰：「子姑尋其意之所在。」蓋時風眾勢，自難以片言洗滌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為健弱厚薄也。古人以辭之清濁為健弱，意之深淺為厚薄。剿襲陳言，可謂之健乎？遊談無根，可謂之厚乎？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此。
吾嘗與萬悔庵極論作者之指，是時不以為非者有高子元發，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。大意多本於余，遇余有所論著，亦必手鈔之。當極重難返之勢，余又無祿位容貌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為人所和附，嗟乎！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！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，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為文章，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。余、屠雲霧，忽焉開霽，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為何如耶？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，光芒終古。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，則偏方下土之自為通塞也。
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為《蓼圃稿》，乙巳出獄者為《知生閣稿》，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為《屏山集》，合之為《三稿類存》，求余序之。嗟乎！元發學文二十年，而身困獄吏，寄食他人，茫然於世故之江河，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嘩世，將無古文一道，徒為觀美之具，無裨實用。如是則與余、屠相去，唯之與阿，何所較其優劣？余與元發夙昔所談，仍是俗儒故態耳。雖然，《詩》、《書》所載，何莫非文也？伊、傅、周、召、孔、孟，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？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，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，可以知文之所在矣。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，其幸以語我？
人才之在天下也，其生也，於億兆之中而有數十人焉；其成也，於數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。此數十人者，其初非不兀然見異於億兆人也，豈知其卒與億兆人而同盡耶？此一二人者，其初未嘗兀然有異於數十人也，豈知數十人者，只供一二人潤色之具耶？夫數十人者，康節所謂由一人之人，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，生之非不貴重矣，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，而終成其為一人之人，其不自貴重，亦可惜也！
戊寅、己卯之際，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，事子劉子於講舍，退而為東浙文統之選。其時數十人者，上之學性命之學，次之亦以文章名節自任，其視億兆人如無有也。趙子禹功於其中，蓋亦一人之數耳。事有不可知，曾不一二十年，而數十人者天下已莫能舉其姓氏。吾黨知之者，亦曰某也迫於饑寒，某也轉於流俗。生前身後，蓋已為狐狸貒貉貉啖盡。而禹功擎拳撐腳，抗塵決網，得有其耳目口鼻於城郭阡陌之間，望而知為有道者，不與數十人者同其陸沉殘破，則若向之數十人，為禹功一二人而設也。丁未之秋，出其所著《稱心寺志》，命余序之。夫禹功以燕、許廟堂之筆，掎摭於窮村絕浦，不以為枉夭，而沾沾卷石之菁華，一花之開落，與《桑經》、《酈注》，爭長黃池，則是獅象搏兔，皆用全力爾。吾聞禹功之在寺也，因於內衡法師，朝則撾鼓聚眾，衡師上堂講相宗；暮則撾鼓聚眾，禹功上堂講《四書》、《周易》。一時龍象帖帖坐位下，恐不卒得聞。昔趙大洲以內翰為諸生談聖學於東壁，鄧豁渠以諸生為諸生講舉業於西序，朝夕聲相聞，學宮傳為奇事。夫儒書內典，習者各樹城柵，兩不相下，非如舉業之於聖學，同出一先生之言也。有傳衡師、禹功之事，不更為奇耶？雖然，禹功固所稱儒門數十人中之一二人也，又為釋氏強分其半，余其能無慨也夫！
舉業盛而聖學亡。舉業之士，亦知其非聖學也，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。而世之庸妄者，遂執其成說，以裁量古今之學術。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，愕眙而視曰：此離經也，此背訓也。於是《六經》之傳注，歷代之治亂，人物之臧否，莫不各有一定之說。此一定之說者，皆膚論言，未嘗深求其故，取證於心，其書數卷可盡也，其學終朝可畢也。雖然，其所假托者朱子也，盍將朱子之書一一讀之乎？夫朱子之教，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。故曰：「若能讀書，就中卻有商量。」又曰：「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，將來自有撞著處。」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，撞著者何物也？要知非膚論言可以當之矣。數百年來，儒者各以所長，暴於當世，奈何假托朱子者，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著者，概指之為異學而抹殺之乎？
余學於子劉子，其時志在舉業，不能有得，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耳。天移地轉，僵餓深山，盡發藏書而讀之。近二十年，胸中窒礙解剝，始知曩日之孤負為不可贖也。方欲求同門之友，呈露血脈，環顧宇下，存者無幾，突如而發一言，離經背訓之譏，蹄尾紛然。然吾心之所是，證之朱子而合也，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。嗟乎！但不合於此世之庸妄者耳。
武進惲仲升，同門友也。壬午，見之於京師。甲申，見之於武林。通朗靜默，固知蕺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。而年來方袍圓項，叢林急欲得之，以張皇其教，人皆目之為禪學。余不見二十年，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牆，而為斯人之歸也。今年渡江吊劉伯繩，余與之劇談晝夜，盡出其著撰，格物之解，多先儒所未發。蓋仲升之學，務得於己，不求合於人，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，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為是非也。余謂之曰：「子之學非禪學也，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，可無自傷其孤另矣。」或者曰：「仲升既非禪學，彼禪者何急之也？」余曰：「今之禪者，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，惡能為毫厘之辨哉？其貌是則是之而已。」然則仲升之貌，其貌何也？余弗答，因書以為《仲升文集序》。
儒者專意經綸，其運動開闔之所，不得不歸之朝市。而山洞崇幽，風煙迅遠，勢相闊絕。於是學仙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，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，「洞天福地」之說出，猿鳥亦受驅役矣。釋氏莊嚴宮室，遍於域中，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，凡寺有志，此近來之一變也。然而庸俗驅烏，無與於文章之事，而使名跡銷沉，清言漏奪，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，留穢簡牘耳。紙上姓名，一一已為蟲魚啖盡。昔忞公以天童、儲公以靈岩屬余發凡，念士既不得志於時，便當十嶽之上留其足跡，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，瑣瑣一方，此心未折，以故力辭而止。
己酉十一月，來遊達蓬，續宗上座出其所著《香山寺志》，求余為序。詮次不煩，與前年所序趙禹功《稱心寺志》，皆名筆也。燈下展閱，鏗然橡栗墮瓦，不異李五峰宿石梁時。又念頭顱如雪，遠遊志願，何可必遂，不如一丘一壑，光景絕可憐愛耳。此山東臨滄海，多海市，秦始皇嘗駐蹕於此。以其可達蓬萊，故謂之達蓬山。《封禪書》言「三神山去人不遠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，而黃金銀為宮闕。未至，望之如雲；及至，三神山反居水下；臨之，風輒引去，終莫能至」云。頗怪此等妄談，不可以欺愚者，以始皇之明察，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？吾至此山，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，居人無不見之，然後知方士之言，未嘗無所據也，始皇即欲不信，得乎？蓋登州海市，掩映遠山，望之如雲，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，其謂反居水下是也。嗟乎！此山培璟，以始皇之力，終不能有，而二三寂子，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為蘺落間物，其亦可慨也夫！
《後葦碧軒詩》者，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。南宋詩人「四靈」，其一翁卷，以「葦碧軒」名集。先生慕「四靈」之詩，而與卷同姓，又濱江四山，各象一靈，先生居江上，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。
先生名月倩，字元美，後改名逸，字祖石，大司馬見海之後。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，授余弟晦木、澤望句讀。是時已能詩，忠端公《舟中雜詠》所謂「共坐得詞人」者，指先生也。忠端公歸里，先生相從如故，至丁卯而去，去十有三年而復來，遂移家住予之旁舍，至丙申又移家而去。亡何，妻死子夭，子婦去幃，孩孫二人寄食外家，又殤其一，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！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，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，嬉遊酒食，一一見之於詩，顯顯焉無有忘棄者。余詩所謂「卻恨一編葦碧稿，十年閑夢不銷除」者，此也。
先生之詩，於牢籠今古、排比諷諭，非其所長。而雕刻雲煙，搜抉花鳥，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，故流連於杯酒片景，終身以之。古來論詩有二：有文人之詩，有詩人之詩。文人由學力所成，詩人從煆煉而得。大篇麗句，矜奇鬥險，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，至若「空梁」、「春草」，意所不停，正復讀書萬卷，豈能采拾？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。
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：「我之魂魄落此，死後能守則守之，無俟桑主靈床，苟卷軸在案，麥飯寒漿，神具醉飽；不能守則納之棺中，霜淒月苦，定聞鬼唱，慎毋為賣醬家所得也。」今子姓凋落，此願不可必遂，乃執余手而泣曰：「吾子不惜一言，張諸好事，則平生心血不為徒嘔。」余悲其言，為汰其意之重出者、辭之陳故者，二千餘首之中，得一百二十四首，可以傳矣。
念文長之集，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。余氣力不若中郎，先生之學亦遜文長，此例姑止。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，相與流涕而讀，白雲因是亦傳。余觀白雲之詩，陳言戾句，刊落未盡，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？文章如金玉，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，空堂油盞，懸筆敘此，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。
余觀古文，自唐以後為一大變：唐以前字華，唐以後字質；唐以前句短，唐以後句長；唐以前如高山深谷，唐以後如平原曠野，蓋畫然若界限矣。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，其所變者詞而已；其所不可變者，雖千古如一日也。得其所不可變者，唐以前可也，唐以後亦可也，不得其所不可變，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，則終於憒憒耳。有明一代之文，論之者有二：以謂其初沿宋、元之餘習，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；以謂明文盛於前，自北地至王、李而法始亡。其有為之調人者，則以為兩派不妨並存。嗟乎！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。
夫明文自宋、方以後，直致而少曲折，奄奄無氣，日流膚淺，蓋已不容不變。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，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，皆可以救弊。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，自任起衰，仍不能脫膚淺之習，吾不知所起何衰也，若以修詞為起衰，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，除俳偶之文之舛，詞何嘗不修？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。而昌黎所用之詞，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調也，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？是故以有明而論，餘姚、昆山、毗陵、晉江，其詞沿唐以後者也，大洲、浚穀，其詞追唐以前者也，皆各有至處，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。自此意不明，末學無智之徒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，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，相與為膚淺之歸而已矣。
庚戌冬盡，雨雪餘十日而不止，四野凶荒，景象慘澹，聊取平日之文自娛，因為選定，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，考索者編於乙，古今詩編於丙。昔元、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，題曰《長慶集》，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，命曰《甲子集》，今余編次於庚戌，遂題曰《南雷庚戌集》。又余生於庚戌，其支干為再遇也，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，區區無用之空言，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。吾聞先聖以庚戌生，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，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，似非偶然。余獨何人，以此名集，所以誌吾愧也。
孟子曰：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」是詩之與史，相為表裏者也。故元遺山《中州集》竊取此意，以史為綱，以詩為目，而一代之人物，賴以不墜；錢牧齋仿之為《明詩選》，處士纖芥之長，單聯之工，亦必震而矜之，齊蓬戶於金閨，風雅袞鉞，蓋兼之矣。
然天下之大，四海之眾，欲以一人之耳目，江湖台閣，使無遺照，必不可得，是故不勝其逸者之多也。即以姚江而論，陳、隋而上，止存虞氏一家之詩。有唐一代，見之《唐詩紀事》者，雖下邑偏方，皆有詩人點綴，而姚江獨缺。宋之詩人高菊、孫常州皆為眉目，其集皆不傳。元之鄭山輝、楊元度，其時諸老集中，多見其唱和姓名，今求一篇亦不可得。數百年以來，海內文集，列屋兼輛，而姚江獨少。即有成刻者，問之子孫，間供茶鐺藥灶之用。亦有誦詠已落四方之口，邑中反無知之者。蓋科舉抄撮之學，陷溺人心，誰復以此不急之務，交相勸勉？由是言之，前此之逸者，寧有既乎？
余少時讀宋文憲《浦陽人物記》而好之，以為世人好言作史，而於鄉邑聞見，尚且未備，誇誣之誚，容詎免諸？此後見諸家文集，凡關涉姚江者，必為記別，其有盛名於前者，亦必就其後裔而求之，如是者數十年矣。以其久，故篋中之積，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。然而兵塵遷徙，蹇篷下擔，時有墜落，如柴廣敬《金蘭錄》、《魏嘗齋文集》之類，正不復少。及今不為流通，使之再逸，自此以往，皆余之罪也。
歐陽子言文章言語之在人，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，鳥獸好音之過耳，不可為恃。雖然，此為作之者言之也。士生後世，憑虛而觀盛衰之故，彼富貴利達，蠅翔螢腐，沒於晷刻之間，復令其性情深淺，無所附麗，文責誰歸？是為忍人。故余與靜嶽先生為此選也。名之「逸詩」，蓋有二義：前乎此者，是編為所逸之餘也；後乎此者，庶幾因是編而不逸也。
《縮齋集》者，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。自澤望亡後，余教授於外。今歲甲寅，四方兵起，偃息衡門，始發大牛篋，出其所著撰數十束。雖體例各異，而散之日記中，不相條貫。余乃離而件係之，以為各錄，取其詩文，選定為茲集。序曰：
澤望之為詩文，高厲遐清。其在於山，則鐵壁鬼谷也；其在於水，則瀑布亂礁也；其在於聲，則猿吟而鸛鶴咳且笑也；其在平原曠野，則蓬斷草枯之戰場，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；其在於樂，則變征而絕弦也。蓋其為人，勁直而不能屈己，清剛而不能善世，介特寡徒，古之所謂隘人也。隘則胸不容物，並不能自容。其以孤憤絕人，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澨之際，此耿耿者終不能下，至於鼓脹而卒，宜矣。
獨怪古之為文章者，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；即或憔悴終生，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。澤望死十二年矣，所有篇章，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，無敢有明其書者，蓋驚世駭俗之言，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。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，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。
雖然，澤望之文，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，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。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，陽氣在下，重陰錮之，則擊而為雷；陰氣在下，重陽包之，則搏而為風。商之亡也，采薇之歌，非陽氣乎？然武王之世，陽明之世也，以陽遇陽，則不能為雷。宋之亡也，謝皋羽、方韶卿、龔聖予之文，陽氣也，其時遁於黃鍾之管，微不能吹纊轉雞羽，未百年而高皇帝為其迅雷。元之世，陰晦之世也，其亡也，有席帽、九靈之文，陰氣也，包以開國之重陽，蓬蓬然起於大隧，風落山為蠱，未幾而散矣，非若雷之能使百果草木甲拆也。今澤望之文，在重陰之下，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，苟未為霹靂列缺，夫寧錮而不出，豈若劉蛻之文塚，腐為墟壤，蒸為芝菌，文人之文而已乎？
唐多詩人，飆扇波委，即偏方下邑，麼弦孤韻，亦瞥入簡牘。而吾姚江自虞永興以外，寂寥無聞焉，且永興又隋氏之遺也。以唐詩人之多，姚江人物之眾，而單聯隻句，不能分有唐之一數，豈其風雅道衰，地土使然耶？抑窮山海島，傳之不能廣耶？不然，在當時未嘗不繕寫模勒，流傳人口，久而遂至失落耶？余讀家集，至半山先生詩而有感焉。
先生余六世族祖也，諱嘉仁。父翊，字九霄。九霄善近體詩，書法趙松雪，畫竹石菊花，尤入神品。今其詩失落，而先生之詩，尚存十之一。緣情綺靡之功，聲勢物景，能感動人，使其載之《唐詩紀事》中，故亦嫣然秀出者也，而屈抑於諸生以死。其時中原少年，遞相仿效，競作新詞，自謂何、李詩體，一經品題，姓名便不寂寞。先生與一二窮退無力之徒，唱之而未必能和，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，安望其傳之之廣乎？
余閱有明文集，唯正德間模勒最工，卷軸繁多，此皆有力者所為。先生有作，脫口之後，書之故紙，題之敗壁，其繕寫亦一過再過而已。在當時已如此，又何待久而失落乎？由先生父子言之，百年之間，父老見聞猶在，已同榮飄音過，歸於磨滅，況有唐千年之遠耶？則姚江無一詩人之傳者，非其風雅道衰，亦可知矣！今先生所傳之一二，亦豈能必其傳遠？但自先生以來，姚江之為富貴者何限？即有子孫守其遺集，裝潢投贈，偶揭一二板，便嘔噦棄去，以充糊壁覆瓿之用者不少矣。曾有如先生，見之殘編，欣賞而讀之，讀之而唯恐其盡否也。
公諱尚質，別號醒泉，吾始祖鶴山公之十三世孫也。嘉靖己酉，舉於鄉，知息縣，升景州守，修董仲舒書院，改周亞夫祠，皆自為文記之。隆慶元年致仕，所著有《青園錄詩》近千首，余存其十之一，以官名之曰《景州詩集》。序曰：
若景州公者，乃可謂之詩人矣。夫詩以道性情，自高廷禮以來，主張聲調，而人之性情亡矣。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，亦由天下之性情，汩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，浮而易動，聲調者浮物也，故能挾之而去，是非無性情也。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，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。周伯弓之注三體詩也，以景為實，以意為虛。此可論常人之詩，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。詩人萃天地之清氣，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，其景與意不可分也。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，俄頃滅沒，而詩人能結之不散。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詠，非其性情，極雕繪而不能親也。景州之詩，咽噱於冷汰，纏綿於綺靡，江濱山畔，至今性情恍然猶在，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？
余嘗輯《姚江逸詩》，千年以來，稱詩者無慮百人，而其為詩人者三人而已：宋高菊、明宋無逸及景州是也。菊之詩，僅見之詩話、《武林舊事》者，不過十餘首；無逸詩集久堙，余從其後人鈔之以傳；景州當時詩畫，與楊秘圖齊名，秘圖詩散失，而景州亦無有明其能詩者。異時諸老先生論姚江之詩，盛稱陳太常（贄）、馮雪湖（蘭）兩人。太常之和唐音，未免一時習氣；雪湖與謝文正唱和，險韻相伯仲，擬古樂府去西涯遠甚：雖各有長處，要俱不可謂之詩人也。顧他年有定姚江詩派者，菊為詩祖，景州則又為吾黃氏之詩祖，當不舍吾言而取定於前人矣。
道藏中有《丹山圖詠》，以四明山名勝制為法曲，而托之木玄虛撰，賀知章注。其圖為祠宇，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《石田山房詩》合為一卷，則此詠此注亦永貞之徒所為。按木華字玄虛，在晉為楊駿府主簿，而詠中所稱宋應則、鄭宏，齊謝朓、何昕，梁範顏，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。四面七十峰疆域，因是圖詠而齦割就理，然亦不免淆亂，如以小溪接梨洲，以翠岩屬西面，以紫溪附大小晦，以抱子山置大小皎，皆疏略之甚。永貞住山中四十年，與掘藥採薪者相習，何難於考校真實，而乃有此失耶？至其攀援故事，大概子虛烏有，不可以記傳勘之，固鹵莽道士之常，不足怪也。原圖不傳，在《餘姚縣志》者復多謬誤，余既為別作，其詠注之失亦稍正之。
憶歲辛巳，在金陵，從朝天宮繙道藏，自《易》學以外，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，矻矻窮日，此卷亦在其中。歲壬午，至自燕京，便與晦木、澤望月下走蜜岩，探石質藏書處，宿雪竇，觀隱潭冰柱，大雪登芙蓉峰，歷鞠侯岩，至過雲，識所謂木介，歸而晦木為賦，澤望為《遊錄》，余則為《四明山志》。其分四面各七十峰，因夫圖詠之例也，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。
海內兵起，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，余以四明山對。既而忠襄來書，謂吾舉足西向，則言與陳臥子興晉陽之甲，舉足東向，則言擁立潞王，朝議如此，四明之緣絕矣。吳霞丹先生流離海外，余亦欲以此山處之，道阻不果。薛諧孟作先生傳，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，此也。山寨纂嚴，此山遂為戰地，血瀑魂風，嶔岑變色，猶幸二公之不來耳。當余手鈔道藏之時，方欲遍遊天下名山，四明不過從此發跡，即不然而自絕於世，亦泥封洞口，猿鳥以為百姓，藥草以當糧糒，山原石道，別有往來。豈意三十年，來芒槲笠，未沾嶽雨，茲山亦遭勞攘，高棲之志尚無寄托，執筆圖此，有涕滂然！
某自戊申以來，即為明文之選，中間作輟不一，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，至乙卯七月，《文案》成，得二百七卷。而歎有明之文，莫盛於國初，再盛於嘉靖，三盛於崇禎。國初之盛，當大亂之後，士皆無意於功名，埋身讀書，而光芒卒不可掩；嘉靖之盛，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眾勢之中，而巨子嘵嘵之口舌，適足以為其華陰之赤土；崇禎之盛，王李之珠盤已墜，邾、莒不朝，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，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，此三盛之由也。
某嘗標其中十人為甲案，然較之唐之韓、杜，宋之歐、蘇，金之遺山，元之牧庵、道園，尚有所未逮。蓋以一章一體論之，則有明未嘗無韓、杜、歐、蘇、遺山、牧庵、道園之文，若成就以名一家，則如韓、杜、歐、蘇、遺山、牧庵、道園之家，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。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，似矣，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，時文境界，間或闌入，求之韓、歐集中無是也。此無他，三百年人士之精神，專注於場屋之業，割其餘以為古文，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，無足怪也！
前代古文之選，《昭明文選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鑒》、《元文類》為最著。《文選》主於修辭，一知半解，文章家之有偏霸也；《文粹》掇菁擷華，亦選之鼓吹；《文鑒》主於政事，意不在文，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；《文類》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，碑版連牘，刪削有待。若以《文案》與四選並列，文章之盛，似謂過之。
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，良由不名一轍，唯視其一往深情，從而捃摭之，巨家鴻筆以浮淺受黜，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。今古之情無盡，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，凡情之至者，其文未有不至者也，則天地間街談巷語、邪許呻吟，無一非文，而遊女、田夫、波臣、戍客，無一非文人也。試觀三百年來，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，每家少者數卷，多者至於百卷，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？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，堆積几案，何人發視？即視之而陳言一律，旋復棄去。向使滌其雷同，至情孤露，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。有某茲選，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，即盡投之水火，不為過矣。由是而念古人之文，其受溺者何限，能不為之慨然？
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。自宋、方以後，東裏、春雨繼之，一時廟堂之上，皆質有其文。景泰、天順稍衰。成、弘之際，西涯雄長於北，匏庵、震澤發明於南，從之者多有師承。正德間，餘姚之醇正，南城之精煉，掩絕前作。至嘉靖而昆山、毗陵、晉江者起，講究不遺餘力，大洲、浚穀相與犄角，號為極盛。萬曆以後又稍衰，然江夏、福清、秣陵、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。崇禎時，昆山之遺澤未泯，婁子柔、唐叔達、錢牧齋、顧仲恭、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，江右艾千子、徐巨源，閩中曾弗人、李元仲，亦卓犖一方，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。
計一代之製作，有所至不至，要以學力為淺深，其大旨罔有不同，顧無俟於更弦易轍也。自空同出，突如以起衰救弊為己任，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，其說大行。夫唐承徐、庚之汩沒，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。宋承西昆之陷溺，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。當空同之時，韓、歐之道如日中天，人方企仰之不暇，而空同矯為秦、漢之說，憑陵韓、歐，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，適以衰之弊之也。其後王、李嗣興，持論益甚，招徠天下，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，曰古文之法亡於韓；又曰不讀唐以後書，則古今之書，去其三之二矣；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，六經所言唯理，抑亦可以盡去乎？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，大概便其不學耳。
雖然，今之言四子者目為一途，其實不然。空同沿襲《左》、《史》，襲《史》者斷續傷氣，襲《左》者方板傷格。弇洲之襲《史》，似有分類套括，逢題填寫，大復習氣最寡，惜乎未竟其學，滄溟孤行，則孫樵、劉蛻之輿台耳！四子所造不同途，其好為議論則一，姑借大言以吊詭，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？鄮人君房、緯真，學四子之學者也。君房之學成，其文遂無一首可觀；緯真自歉無深湛之思，學之不成，而緯真之文泛濫中尚有可裁，由是言之，四子枉天下之才，亦已多矣！嗟乎！唐宋之文，自晦而明；明代之文，自明而晦。宋因王氏而壞，猶可言也；明因何、李而壞，不可言也！
岷左先生示余出蜀歸田之詩，命題數語。余唯山川文章，相藉而成，然非至性人，固未易領略。嘗讀陸務觀《入蜀記》，攬結窈冥，卷石枯枝，談之俱若嗜欲。故劍南之詩，遂為南渡之巨子。蜀在西南天表，非左思之賦，少陵之詩，亦不能移其觀於中土，豈非相藉哉？
百年以來，自曹能始而後，蜀竟陸沉，再經喪亂，其名跡之幽邃者，固不必論。即工部草堂，古今屬目。去萬里橋不數里，先生往尋之，蜀人無知其處者。徘徊於荒煙蔓草之間，得浣花殘碣，尺寸推按，故地始出。先生如遇故人於萬里外，歡叫欲絕，此等情懷，與務觀何異？詩那得不佳？故先生之詩，衝雅而刻畫，字句之外，一往流連，真能與山川和會者也。先生為余述其入蜀，從潼關過嵩華，磅礴空翠之中，車馬都為碧色，棧道之上，高峰入天，停午始漏日影，恍如夜行。漢高祖所謂「燒絕棧道」者，注云：險絕之處，傍鑿山岩而施版梁為閣，是人從棧上過耳。不知路鑿於山腹，棧增其闊，以收目眩。燒絕者，壞其鑿路一處，則百里皆廢矣，不是單燒棧，亦不是處處皆燒絕也。江行出峽，巫山巴水，六書像形，陽台十二峰沿亙數百里，突兀霄漢，一一辨其嘉名，以正前人之誤。古木窮猿，寒岩怪鳥，空響相答，淒入心脾。先生相對言時，僧樓茗碗，幾席亦為浮動。
嗟乎！山水於人，此生亦有緣分。余甲午之歲，發願名山，拚十年為頭陀行腳，咽噱冷汰，滌濯滓窳，歸來讀書，方有進益，持志不堅，倏忽而發容難待，便作一塵網俗人，清泉白石，為我懊恨，讀先生之詩不禁惘惘。
歲丙辰二月，余至海昌西山，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，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。余留者兩月餘，已而省覲將歸。同學諸子皆眷眷然，有離別可憐之色。余南雷之野人也，氣質鹵莽。諸子風華掩映千人，多廊廟之器，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？
嘗謂學問之事，析之者愈精，而逃之者愈巧，三代以上，祇有儒之名而已，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。漢之衰也，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。於是分文苑於外，不以亂儒。宋之為儒者，有事功、經制改頭換面之異，《宋史》立「道學」一門以別之，所以坊其流也。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。鄧潛穀又分理學、心學為二。夫一儒也，裂而為文苑、為儒林、為理學、為心學，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？奈何今之言心學者，則無事乎讀書窮理；言理學者，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，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。薄文苑為詞章，惜儒林於皓首，封己守殘，摘索不出一卷之內，其規為措注，與纖兒細士不見短長。天崩地解，落然無與吾事，猶且說同道異，自附於所謂道學者，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？
吾觀諸子之在今日，舉寶為秋，摛藻為春，將以抵夫文苑也。鑽研服鄭，函雅故，通古今，將以造夫儒林也。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，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，則發之為文章皆載道也，垂之為傳注皆經術也。將見裂之為四者，不自諸子復之而為一乎？
某雖學文，而不能廢夫應酬，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。灑掃先師蕺山之門，而浸淫於流俗，弦急調哀，不知九品人物，將來何等。諸子苟不見鄙，庶幾以為九十里之半，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，較諸子而益甚。雖然，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，天朗氣清，夏蓋空翠可摘，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。某居其下，諸子倘聞長嘯，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焉，知其非余耶？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。
原詩之起，皆因於樂，是故「三百篇」即《樂經》也。儒者疑別有《樂經》，秦火之後，無傳焉。此不知詩者之言也。「三百篇」皆可歌，若朝夕諷詠，更唱迭和，節以鍾磬鞀鼓，和以琴瑟笙簫，則感觸天機，自不容已。今學者祗玩其文，所得淺蹙，詩雖存而實亡，故樂亡也。然猶幸「六義」之教未亡，導以天潢，瀹其融伏，作者用者之精神，時相遇於冥漠。樂亡而詩可孤行者，僅僅藉此一端耳。「三百篇」而降，詩與樂遂判為二，胡然而作之，胡然而用之，皆不知其故。無他，所謂「六義」者，蓋亦亡矣。
其後朱子之注《離騷》，以其寓情托意者，謂之變風；以其感今懷古者，謂之變雅；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，則謂頌之變；賦則自序；比則香草惡草；興則泛濫景物。於是《離騷》之指，燦然明備，然於他詩則未遑數數也。元末有劉履者，為選詩補注。仿朱子之法，以賦、比、興論詩，亦諸家之傑出矣。然不及樂府，於風、雅、頌無當焉。夫「六義」而存緯去經，不亦恧乎？
海昌朱岷左先生，有慨於此，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，分為三集：其相和、清商五調、雜曲、新曲為風，其燕射、鼓吹、橫吹、舞曲、散樂為雅，其郊祀、廟祀、明堂、封禪、雩蠟為頌。詩附其後，而以賦、比、興三者緯之。上下千年，儼然「三百篇」之餘。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，蓋庶幾焉。由先生之著而論之，「六義」之教復矣！然而終不可用之於樂。
樂之道圓而神，其妙全在散聲。散聲多者不可損，少者不可益，自然之為天籟也。開元詩樂以一聲葉一字，朱子深疑之，而亦不能求其故，先生倘有得於篇章之外者，使不為紙上之空言，猶望次第而復之也。先生屬余序餘，不能審音，聊以答先生之意云爾。
六經皆載道之書，而禮其節目也。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，要皆官司所傳，歷世所行，人人得而知之，非聖人所獨行者。大而類禋巡狩，皆為實治；小而進退揖讓，皆為實行也。
戰國、秦、漢以來，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，僉以為不急而去之。數百年之耆舊既盡，後生耳目不接久矣。漢儒煨燼之餘，掇拾成編，錯陳午割，得此失彼，又何怪其然乎？鄭康成最號通博，而不知帝王大意，隨文附會，輒形箋傳。有宋儒者繼起，欲以精微之理，該其粗末，三代之彌文縟典，皆以為有司之事矣。朱子亦常修《儀禮》經傳，不過章句是正，於其異同淆亂，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。其時唐說齋創為經制之學，繭絲牛毛，舉三代已委之芻狗，以求文、武、周公、成、康之心，而欲推行之於當世。薛士隆、陳君舉和齊斟酌之，為說不皆與唐氏合，其源流則同也。故雖以朱子之力，而不能使其學不傳，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！
吾友萬充宗，為履安先生叔子。銳志經學，六經皆有排纂，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，前人所聚訟者，甲乙證據，摧牙折角，軒豁呈露，昌黎所謂「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」者也。此在當時固人人所知者，於今則為絕學矣。不謂晚年見此奇特，其友魏方公為之先刻數卷，充宗以為質疑者，欲從余而質也。余老而失學，群疑填膈，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，又何以待質？充宗亦姑以其所得，參考諸儒，必求其精粗一貫，本末兼該，鑿然可舉而措之，無徒與眾說爭長於黃池，則所以救浙學之弊，其在此夫！
許酉山先生治海昌之五年，政通人和，舉循吏第一。余數年來得交於先生，每見其舉一事，發一言，必稱引先世，曰：「吾先人之心學若何，吾先人之經世若何，不敏未能推行其一二。」夫海昌之政美矣，先生猶不敢自是如此，豈數典而不忘其祖之義歟？不然何其知之者之寡也？
已得《霍丘名宦錄》讀之，刑部公之惠政，條分縷悉，當年設施之次第，粲然可尋。不必西門豹之投巫嫗，何易於之焚詔版，但使里巷阡陌之間，其顰呻得自達而已。公之愛民之心，蓋至今而尚在也。唯公愛民之心尚在，故民之思公，亦不以久近幽明為計較耳。
夫公之蒞任，去今七十九年矣。而霍丘為流賊陷沒，頻經兵火，山川如故，城郭已非。不特當時之父老，老死略盡，即公當日之政，霜吞雪蝕。此相與聊生之民，寧猶受其賜歟？即使起公於九原，復理當日之墜緒，時異勢殊，吾知其有所不能也。乃父傳之子，子傳之孫，追想公之聲音笑貌，於瓣香庭燎之中不能自已。豈非可沒者政也，不可沒者心也，寧有所強而然耶？
霍故六、蓼國地也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，曰：「皋陶、庭堅，不祀忽諸，德之不建，民之無援。」哀哉！夫六、蓼以千年之祀，墜其香火，公以數年之宦，垂其蘋藻，使千年不能與數年爭者，非其入人之深，何以有此？夫然後知海昌之政，淵源於霍丘者遠矣。鳥遊空府，影末之餘波，猶足以潤澤枯稿。子產曰：「僑不才，不能及子孫。」若公者，其不謂之及子孫乎？
往丙子、丁丑間，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。婁東張天如曰：「此十餘人者，皆今之巨子也。吾讀正、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，其渾厚悠長，反若過之，豈世運之升降歟？」余曰：「科舉盛而學術衰。昔之為時文者，莫不假道於《左》《史》、《語》、《策》、《性理》、《通鑒》，既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，其余力所沾溉，雖不足以希作者，而出言尚有根柢，其古文固時文之餘也；今之為時文者，無不望其速成，其肯枉費時日於載籍乎？故以時文為牆壁，驟而學步古文，胸中茫無所主，勢必以偷竊為工夫，浮詞為堂奧，蓋時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。」為說者謂百年以來，人士精神，盡注於時文而古文亡，余以為古文與時文分途而後亡也。
自余為此言，已歷一世矣。風氣每變而愈下，舉世眯目於塵羹土飯之中，本無所謂古文。而緣飾於應酬者，則又高自標致，分門別戶，才學把筆，不曰吾由何、李以溯秦、漢者也，則曰吾由二川以入歐、曾者也。黨朱、陸，爭薛、王，世眼易欺，罵詈相高。有巨子以為之宗主，則巨子為吾受彈射矣。此如奴僕掛名於高門巨室之尺籍，其錢刀阡陌之數，府藏筐篋所在，一切不曾經目，但虛張其喜怒，以哃喝夫田騶纖子，高門巨室，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。
余與杲堂然約為讀書窮經，浙河東士稍稍起而應之。杲堂之文具在，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，亦未嘗取某氏而赤識之，要皆自胸中流出，而無比擬皮毛之跡，當其所至，與歐、曾、史、漢，不期合而自合也。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，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。今見其脫略門面與歐、曾、史、漢不相似，便謂之不文，此正不可與於斯文者也。濂溪、洛下、紫陽、象山、江門、姚江諸君子之文，方可與歐、曾、史、漢並垂天壤耳，蓋不以文為學，而後其文始至焉。當何、李為詞章之學，姚江與之更唱迭和，既而棄去，何、李而下，歎惜其不成，即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，豈知姚江之深於為文者乎？使其逐何、李而學，充其所至，不過如何、李之文而止。今姚江之文果何如，豈何、李之所敢望耶？杲堂之文出世，必有以作者許之者，然非余與杲堂之所期也。但使讀書窮經，人人可以自見，高門巨室，終不庇汝，此吾東浙區區為斐豹焚丹書之意也。
陳子文海昌才士，精綜六籍，翱翔百氏，操筆屬詞，緣情綺靡之功，離絕畦徑，故其名聲遠聞，柯葉張皇。丁巳，入京師，名公巨卿，貪其俊逸，東閣靚深，險韻促漏，铓刃愈出。格於例，不得入闈，謁選而出。
夫以子文之才，馳騖古今之際，高步天地之間，謂當以稽古之力，潤色王度，屈於下職，聞者皆愛惜焉。而子文方遊大梁，摹銅盤之篆字，撫昭陵之鐵馬，經行名跡之處，破荒搜討，往往迷失道。同行者秣馬即次，炊黍已熟，遲子文尚未至也，豈感慨悲歌之氣鬱於中，有伶官簡兮之風乎？抑以名山大川昌其詩，如崔斯立之丞藍田日哦為事與？
唐、宋以來，丞、尉皆進士釋褐之官，卿相於是乎出。有明假途於吏，於是士人始不樂就。今制復唐、宋之舊，由此為大官者，不可勝數。子文功業不難戾契而至，則其縱古橫今，要非耽戀光景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矣。竊料四海之士如子文者不可多得，知百里不足以處士元，魯肅之所以能霸也，以公禮格孟博，陳蕃之所以不終也。世自有急子文者，子文藏聲匿影以待之，撐霆裂月之作，夫亦可以銷磨其歲月矣。
周元公曰：「文所以載道也。」今人無道可載，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，組織紉綴以求勝，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也。故雖大輅艅，終為虛器而已矣。況其無真實之功，求鹵莽之效，不異結柳作車，縛草為船耳。
吾友陳葵獻，汲古窮經，聚同志為經會，葵獻常為都講。每講一經，必盡搜郡中藏書之家，先儒注說數十種，參伍而觀，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者為主，而又積思自悟，發先儒之所未發者，嘗十之二三焉。當更端之際，一堂數十人所傾耳注目者，必葵獻也。是時葵獻固未嘗以古文自命，然其筆授之章，論學之書，舂容典雅，辭氣和平，無訓詁斗飣之習。余曰：「此真古文也，應酬之中豈有古文哉？」
今年秋月，與余同寓吳山，至廣化寺，拜先忠端公神位。六一泉雖有石屋覆之，已同行潦。東坡言泉出講堂下，今泉逼山麓，其上更無堂址，則亦非泉之故處也。尋張司馬墓，桑間土堆，乃是精衛口中一丸也。葵獻按形家書，謂後來香火，當不下鵬舉、節闇二公，徘徊者久之。大觀台觀潮，潮不上海門十年矣，土人亦無有修此故事者。一僧立台上，薄暮悵然而返。飲唐殿宣書舍，壁間題名，多是南宋名筆。蓋紫陽一帶，大略是韓平原鑿山所置南園也。一滴泉聽雨，雲居坐月，余間有吟詠，墨痕未燥。而葵獻排韻鬥險，俄頃成章，牢籠景物，刻畫悲歡，視雕肝琢膂日鍛月煉者，無以加焉。習葵獻者，以為葵獻破荒作詩，何工之如是？余曰：「曾是有猗頓、師史之貨，而憂其不能轉轂運棹乎？」
葵獻行且計偕北上，渡長江，歎南北之限；過齊魯燕趙之墟，聖賢豪傑經營之跡，猶有在者；入長安，觀其宮室之壯麗，奇材劍客之聚集，蓋建都者近千年矣。觸目駭心，動成篇什，素所畜積，於此焉發之？所見者與人同，所得者固與人異也。司馬子長之文章，得之山川，子長讀書十年之後，方可言此。今葵獻讀書，年過子長，從此而後，方知六經非几案間物耳。此區區所刻，恐不足以盡葵獻也。
吾族之在四明山中者，自菊東先生以來，代有聞人。近雖中衰，而孚先、禹平，茁焉秀出。兩人嘗以詩文過余，而孚先往來尤數。中更亂離，五六年不見，則以詩一編寄余請序，歲盡，自來促之。
孚先論詩大意，謂聲音之正變，體制之懸殊，不特中、晚不可為初、盛，即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亦自有迥然不同者。若身之所歷，目之所觸，發於心著於聲迫於中之不能自已。一倡而三歎，不啻金石縣而宮商鳴也。斯亦奚有今昔之間，蓋情之至真，時不我限也。
斯論美矣！然而正自有說。嗟乎！情蓋難言之矣。情者可以貫金石，動鬼神。古之人情，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，不但忠臣之事其君，孝子之事其親，思婦勞人，結不可解，即風雲月露，草木蟲魚，無一非真意之流通。故無溢言曼辭以入章句，無珣笑柔色以資應酬，唯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今人亦何情之有？情隨事轉，事因世變，幹啼濕哭，總為膚受，即其父母兄弟，亦若敗梗飛絮，適相遭於江湖之上。勞苦倦極，未嘗不呼天也；疾痛慘怛，未嘗不呼父母也。然而習心幻結，俄頃銷亡，其發於心著於聲者，未可便謂之情也。由此論之，今人之詩，非不出於性情也，以無性情之可出也。
孚先情意真摯，不隨世俗波委。余避地海濱，孚先憫其流離，形諸夢寐，作詩見懷：「旅月仍圓夜，秋風獨臥身。」讀之恍然見古人之性情焉。是故有孚先之性情，而後可持孚先之議論耳。不然以不及情之情，與情至之情，較其離合於長吟高嘯之間，以為同出於情也，竊恐似之而非矣。
吾母五子，唯不孝親乳。先忠端公殉節之後，室如懸磬。不孝支撐外侮，鞅掌家塾。吾母課壟畝，省廩窖，婚嫁有無，棺槨重複，無一日之暇。
壬午冬，吾弟皆以受室，食指繁多，遂別晨舂，然夏稅秋糧，猶不孝一人辦之。際此喪亂，藐是流離，身挽鹿車，投足無所，由是家道喪失。吾弟復去其三，霜露晨昏，兼並一人，魚菽取備，鮮適莫構，吾母猶然憐余之辛勤也。凡居憂者，以喪服為之文，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為之實。不孝行之半年，而一病支床，氣血中槁，親友遂引《禮經》有疾七十二條來相勸勉。不孝姑息從之，惶恐無地。自念養生送死，多少不盡分處，未嘗不痛自勉強，而悔其有所不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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