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苞集/06
| 卷五 ◄ | 方苞集 卷六 |
► 卷七 |
卷六
编辑书
编辑昨所论“孔子殁，子张欲师有若，而《记》载‘子张死，曾子有母之丧’，则《曾子问》一篇，皆母在时所讲问”，可正子瞻所讥于程子之误，宜笔于书。至病“程、朱删易经字”，则不敢不多为反复。盖专易经字者，汉儒之病也。程、朱所删易甚少，而皆依于理。
仆每见周、秦以前古书，字形与声近，则众书所传多异，即一书诸本中亦有增损改易。窃叹古书不可通者，多以字讹而人莫能辨也。如《商书》“自周有终”，《酒诰》“尔尚克羞罿惟君”，解者支离牵合，终不可通，若“君”与“周”互易，则其义不待诂而明矣，盖篆体二字本形似也。韩退之《罗池庙诗》乃“此方之人，惟侯是非”。按其前后辞意，昭然明白，而“此”以形讹“北”，“惟”以声讹“为”，子瞻不能辨，又自为之说，而大书深刻焉，则其读书观理之不详可见矣。《庄子》外篇“舜将死，真冷禹曰”不易为“遗令”得乎？《史记•封禅书》“至梁父矣，而德不洽”，谓“梁父”非衍可乎？
仆尝自恨寡陋，见古书字讹，无所证据，而不敢擅易，愿得博极群书者以正之。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，非敢以辩翘明，惟足下鉴之！
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，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纪。承命为征君作传，此吾文所托以增重也，敢不竭其愚心。所示群贤论述，皆未得体要。盖其大致，不越三端：或详讲学宗指及师友渊源；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；或盛称门墙广大，海内向仰者多。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。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。
古之晰于文律者，所载之事，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。太史公传陆贾，其分奴婢装资，琐琐者皆载焉。若萧曹《世家》而条举其治绩，则文字虽增十倍，不可得而备矣。故尝见义于《留侯世家》曰：“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”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。宋、元诸史若市肆簿籍，使览者不能终篇，坐此义不讲耳。征君义侠，舍杨、左之事，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。其门墙广大，乃度时揣己，不敢如孔、孟之拒孺悲、夷之，非得已也。至论学，则为书甚具。故并弗采著于传上，而虚言其大略。昔欧阳公作《尹师鲁墓志》，至以文自辨，而退之之志李元宾，至今有疑其太略者。夫元宾年不及三十，其德未成，业未著，而铭辞有曰：“才高乎当世，而行出乎古人。”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？
仆此传出，必有病其太略者。不知往者群贤所述，惟务征实，故事逾详，而义愈璟今详者略，宾者虚，而征君所蕴蓄，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。他日载之家乘，达于史官，慎毋以彼而易此。惟足下的然昭晰，无惑于群言，是征君之所赖也，于仆之文无加损焉。如别有欲商论者，则明以喻之。
〈（原集题书《答友》，起数行不明书开海口及车逻河事，盖刻文时有顾忌也。先生曾孙传贵刊《集外文》，重出此篇，题作《答乔介夫书》。今从彼本，而仍编于此。钧衡识。）〉
蒙谕：为贤尊侍讲公作表志或家传。以鄙意裁之，第可记开海口始末，而以侍讲公奏对车逻河事及四不可之议附焉，传志非所宜也。盖诸体之文，各有义法，表志尺幅甚狭，而详载本议，则拥肿而不中绳墨。若约略翦截，俾情事不详，则后之人无所取鉴，而当日忘身家以排廷议之义，亦不可得而见矣。《国语》载齐姜语晋公子重耳凡数百言，而《春秋传》以两言代之。盖一国之语可详也，传《春秋》总重耳出亡之迹，而独详于此，则义无取。今试以姜语备入传中，其前后尚能自运掉乎？世传《国语》亦丘明所述，观此可得其营度为文之意也。家传非古也，必厄穷隐约，国史所不列，文章之士乃私录而传之。独宋范文正公、范蜀公有家传，而为之者张唐英、司马温公耳。此两人故非文家，于文律或未审。若八家则无为达官私立传者。韩退之传陆贽、阳城，载《顺宗实录》。顺宗在位未逾年，而以贽与城之传附焉，非所安也，而退之以附焉者，以附《实录》之不安，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。以是裁之，《车逻河议》必附载开海口语中，以俟史氏之采择，于义法乃安。凡此类，唐、宋杂家多不讲，有明诸公亦习而不察。足下审思而详论之，则知非仆之臆说也。
苞白止园足下：仆晚交得吾子，心目间未尝敢以今人相视。及遘祸，所以悯其颠危，开以理义者，皆不背于所期，是吾子所以交仆之道已至也。有疑焉而不以问，则于吾子之交为不称，故敢暴其愚心。
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，啧有烦言，布流朋齿，虽告者同辞，仆坚然信其无有。然苏子有言：“人必贪财也，而后人疑其盗；必好色也，而后人疑其淫。”毋吾子之夙昔，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？仆往在京师，见时辈有公为媟卖者。青阳徐诒孙曰：“若无害，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。吾侪有此，则天厌之矣。昔叔孙豹以庚宗之宿致馁死，叔向娶于巫臣氏而灭其宗。盖修饬之君子，不独人责之，天亦责之。”诒孙之言，可谓究知天人之故者也。仆自遘祸，永思前愆，其恶之形于声、动于事者无几也，而遂至此极者，既将以士君子为祈向，而幽独中时不能自洒濯，故为鬼神所不宥。吾子高行清德，岂惟信于朋友，虽乡里间愚无知者犹叹羡焉，然则子之行身其慎矣哉！
仆又闻古人之有朋友，其患难而相急，通显而相致，皆末务也。察其本义，盖以劝善规过为先。仆自与人交，虽素相亲信者，苟一行此，必造怒而逢尤。仆每以自伤，然未敢以忖吾子。于前所闻，既信吾子之必不然；于后所陈，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，是以敢悉布之。
九月中，自塞上归，附书相问，而息耗久不至。仲冬望后二日，或致函封，发之则太夫人《行述》也，呼儿章读之，篇终而郎君长人之《状》附焉，惊痛不能夕食。太夫人耄而考终，在仁孝者犹难为怀，况重以长人之夭枉乎？此子天民之秀，非独李氏所恃赖也。仆不能自解，岂能为吾兄解！然有区区而欲言者，言之则非其时，而重伤吾兄之意；不言，则于交友之道为不忠，是以敢终布之。
易曰：“洊雷震，君子以恐惧修省。”仆平生所遭骨肉闵凶，殆人理所无。悲忧危蹙中，每自念性资迫隘，语言轻肆，与不祥之气，实有相感召之理。以吾兄之德行醇懿，而衰暮罹此，语天之道，有不当然者。窃疑吾兄承习斋颜氏之学，著书多訾謷朱子。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，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，性命伦常之大原，岂有二哉？此如张、夏论交，曾、言议礼，各持所见，而不害其并为孔子之徒也，安用相诋訾哉？《记》曰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。”孔、孟以后，心与天地相似，而足称斯言者，舍程、朱而谁与？若毁其道，是谓戕天地之心。其为天之所不祐决矣。故自阳明以来，凡极诋朱子者，多绝世不祀。仆所见闻，具可指数，若习斋、西河。又吾兄所目击也。
仆自今年来，食饮益衰，塞外早寒，得上气疾，几死者再焉，恐一旦委沟壑，则终无以此闻于左右者，是仆负吾兄夙昔相爱重之谊而死有馀责也。昔泰伯无子，伯鱼早丧，况吾兄子姓甚殷，固知所陈理弱情鄙，不足移有道者之虑。然君子省身不厌其详，论古不嫌其恕。傥鉴愚诚，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语，一切芟，而直抒己见，以共明孔子之道，则仆之言虽不当，而在吾兄为德盛而礼恭，所补岂浅小哉。
闻太夫人既祔葬，仆身拘缀，儿章疹后不可以风，将使献岁赴吊，先此代唁，并呈《长人哀辞》。其遗腹若天幸男也，则速以报我！临简哽咽，不尽欲言。
得来教，忻悚合并。执事服官有年，声绩显布中外，尚恐民治有缺，越二千里而询于愚儒，今而知所至称贤，不苟然也。
安徽诸郡吏民所公患，莫若采铁。初额仅七万觔有奇，大府上言：“宜拨移产铁之地。”部议驳责，转加三倍。自是无敢及此者。傥能与有司详议，白大府密札奏闻，而阴有以慰户部及内府诸郎吏之心，然后露章以请，则无曩者壅遏之患矣。又凡害之已见者，人知忧之，而伏积于无形者，则昧焉。往者遂宁张公子为怀宁县令，谓周官“荒政，弛山泽之禁”，令民得纵渔樵。自是以后，岁小祲，邪恶民千百为群，决堤防，毁坟禁，莫可御止。古者山泽隶于官，故驰其禁以利民。今则民力所自营而租赋之所从出也，可任其相劫夺乎？用此二十年中，皋陆陂池少远于宅舍者，民皆弃置而不务孳息；薪材鱼鳖，价踊三倍，使常利坐失于伏暗之中，而乱心生于理平之日，非早遏其流，异日必为乱本。莫宓子治单父，齐师将至。父老请曰：“麦已熟矣，请使邑人出自刈傅孰者。”三请，宓子不许，曰：“宁使齐人刈之，令吾民有自取之心，其创必数年不息。”此仲尼之徒深明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。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，如铺设总甲以稽窃贼，而为贼谋主；江置汛地以防大盗，而为盗窟；宅里立乡约保正以息争察讼，而斗辨繁、壅蔽生。执事久官南中，闻此必熟矣。若能与所司详议而改纪之，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，则下其法于诸郡，非一时之利也。
凡兹所陈，或关于大府，或责之有司，或议于同官，执事皆可为之枢纽。若官中之事，以执事之仁明，必曲得其次序久矣，无待于某之帟告也。
老母数日痰气袭逆，倍甚于前，昼夜无宁晷。某于此时尚何心及外事，而有不得不为阁下言者：
昨闻某官亏空一疏，远近争骇。果用其议，则旬月中，故吏诛戮者数千人，械系而流者数千家。期年之内，天下郡县承追之吏，夺官者十八九。凡今之吏，孰是畏名义而轻去其官者？操之太蹙，必巧法别取以求自脱。恐继自今，愚民得安其生者鲜矣。闻大司寇韩城张公止其议至再三，彼于同官尚不忍其动于恶，况阁下日与天子议政于庙堂，而可使国立谤政，民滋其毒哉？又闻在事者多云：“天子不嗜杀人，将从末减，放流而止耳。”呜呼！刑罚之施，惟其当否耳。使所亏库金，果群吏侵欺以便其身家，虽诛戮之不为厉；而陷此者，多困于公事采办与大吏之诛求，其坐骄奢不节者，十无一二焉。故数十年来，执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宽假之。若以放流为轻罚而可亟施，则未知其去死刑一间耳。即以某身言之，圣上赦其死罪，又免放流，而老母之北行也，家人以赴任为言，舟车之适，与无罪者等，徒以异水土思乡井而遘此笃疾。今诸公不昌言某议之非，而徒恃天子之宽仁，万一果如所料，用其议而从末减，则此数千家老弱无罪而死者，不知其几矣。
阁下尝语余曰：“圣人之心，即吾人之心也。今使吾人杀一无罪而得为王侯，必不为也。则圣人之不以天下易此，无疑也。”某尝诵之，以为明道之言。然则阁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！以去就争之可也。荀子曰：“马骇舆，则君子不安舆；庶人骇政，则君子不安位。”体国之义，当重以为忧，非徒望阁下为盛德事。伏惟鉴察！不宣。
河北诸路旱荒，圣主减膳弛县，诏廷臣言事，而群公未闻进嘉谟以佐百姓之急者。夫备灾宜豫，非仓卒所能举。今野荒民散，而新谷不生，所可为者，惟无使旧谷妄耗耳。古之治天下，至纤至悉也，故蓄积足恃。《周官》：凡酒皆公造，民得饮酒，独党正族师岁时蜡酺耳。汉制：“三人无故共饮，罚金一锾。”三国时，家有酒具，行罪不宥。诚知耗嘉谷于无形，而众忽不察者，惟酒为甚也。
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小聚，皆有酤者。沃饶人聚之区，饮酒者常十人而五。与瘠土贫民相校，约六人而饮者居其一。中人之饮，必耗二日所食之谷。若能坚明酒禁，是三年所积，可通给天下一年之食也。其藏富于民，与古者耕九馀三之数等。孟子曰：“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”岂窕言以欺世哉？凡民间用酒，莫宜于祭祀婚姻，然周公制法：“不耕者无盛，不绩者不衰。”祭无盛犹可，况以岁凶而去酒乎？至公家之事，不过岁祭孔子庙及宾兴乡饮，有司自可及时以酿，《周官》所谓事酒是也。今功令通禁烧秫为酒，而他酒及酒肆无禁。故众视为具文，而官吏反得因缘以为奸利。宜著令：凡酒皆禁绝。令到之日，有司巡视乡城，已成之酒皆输公所，俾其人自卖而官监之，尽而止。过此以往，有犯禁者，其店房什器官没之。若私酿于家，则绅衿褫服，白衣决杖。罚用汉法，凡境内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，夺其官。首举者，赏五十千。夫周公当重熙累洽、年谷顺成之日，而使天下有祭无盛、丧无衰者，非故欲拂人之情也，不如此，不足以齐众阜财而使长得其乐利也。俟数年之后，谷粟陈陈相因，然后用汉法变而通之，间岁官赐民酒户三斗，俾储以共祭祀婚姻养老疾。有非常之泽，然后赐酺。如此，则政有常经，且可以正民之礼俗矣。
世人乐因循偷苟，有述古事陈古义者，辄目为迂阔。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务适时宜而羞为迂阔者，盖数十年于兹矣，则其效可睹矣。太夫人春秋高，不敢告公以难行事，如此类，言之者无过，而实良图。望宿留瞽言。
公体中尚未霍然，不宜以外事相挠，而有不敢缓告者：近闻漕船胶冻济宁以北者，七千七百有奇，沿途剽劫，百十为群。计每船篙工不下十数人，皆奇民无家，犷悍酗博。平时回空，官督昼夜兼行，暂时停泊，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窃攘，况聚十馀万饥寒之人，连屯数百里内，又承东土凶饥盗贼之后，设有猾桀者乘此瑕衅，恐不独沿途居民之害也。公宜密札奏闻，乞上察访，早为区画。
又闻湖抚以兑漕期误，请改雇民船。议下九卿，各省将用为式。夫漕船官具，卫丁本有秩廪，故量给资粮，以募篙工，然犹私载民货，多方补苴，始能訾给。若雇民船，其费数倍，官不能具，必抑派里民，则赋法不可问矣。七月间，杨君千木自河上以书来，言闻通仓陈米充溢，宜停运一年；岁祲之地，其粮听有司出粜，俟秋成仍籴满原额，分两年带运。如此，则民食可充，漕船可修，河道可治。此利之显见者，尚未知中有伏害否？幸与练事者详议之！
又自今年来，各省报荒，不约而同辞，不请赈，不请蠲，但乞减价粜常平仓粟，事后仍率属蠲补。夫常平仓粟之空十馀年矣，此天下所明见也。此议行，则粜粟之价，补仓之粟，必有所出。不识有司皆自其家箧金辇粟而至乎？抑粟与金天降而地出乎？是被灾之地，转应苛敛库金数十万，秋成之后，加征仓粟数十万。继自今，灾民惟恐有司之报荒，而主计者且利荒报之踵至矣。
公位正卿，年七十，宜日夜求民之疾，询国之疵，而上言之。上方乡公，又闵公衰疾，仆任其无大咎。若因此失官，则亦可以暴平生之志，谢众口之责矣。惟公熟计而审处之！
自得手教，冲惕累日，以公知某之深，而犹未达愚心，不可以默而止也。比者，浮说日滋，故谓公宜怵然为戒。在某自能闻流言而不信，而公则不宜谓自反无是而忽之也。
圣人系《易》，于《干》之九三曰：“君子以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又曰：“二多誉，四多惧。”三犹惕也，四则惧矣。岂止于怵然为戒乎？戒之云何：苟非道义之交，必多方限隔，俾不得亲附是也。孟子所谓三自反者，君子处贫贱而遭横逆则然耳。若遭时行志，则不惟自反，必将使实德实事，有以大服天下之心，而诚无不动，古人轨迹，昭然可睹。其然，则尚安用戒哉？然其初则必自能戒始。往年宵人妄言，能自通于左右。某以告，公益严毖。二三同志不避怨嫌，而昌言于众，至于今，则寂然矣。此无稽之言亦宜怵然为戒之明效也。然浮言难息，较甚于影射。盖影射有迹，而浮言无迹也。息之难，则所以绝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，宜尤力焉。
来示又云：“相信相知”如某，“而犹惑于佥邪之言”，得某书，“怃然者久之”。则未察愚心，而于事之理，亦未达也。公于某患难相拯，情好久长，而数以无稽之言渎告，过当之语相规，非相知相信之深，而能如是乎？然公位极公相，而惟恐布衣穷交不相信、不相知，即此见公之自待也厚，而视某亦不轻，此某所以于无稽之谈，自觉不以告而心不能安，义不可止也。以富郑公之贤，而苏洵忧其无成。伊川程子谓“于国家大事，知而不言，为名教罪人”。盖古之君子于夙所爱敬，则责之倍严，忠之至、厚之至也。若某所云，不过忧谗畏讥，世俗之浅意耳。然自某而外，恐亦无用此数数于左右者矣！公试思：闻知旧被谤，而置若不闻者难乎？抑崎岖而必以达，规切而一无隐者难乎？审此，则可知鄙人之心矣。
更有请者，我皇上德政日新，若因水灾延问大臣，急宜开陈者，约有数事。若尽获施行，功在社稷。即措注一二，亦泽被群生。谨条列别简，惟宿留瞽言！何日得暇？尚当就公面议之。
仆闻古之制戎狄者，欲大创之，则必坚壁以示之弱，蹙缩佯败以骄之，委之畜产财物车甲以中之，使狃于屡胜，深入逐利，然后设伏要击，一举而扑灭之。李牧之守赵边是也。汉武设谋马邑，盖用牧之遗教，不幸为单于所觉，故不得已而与之毒逐于沙场。然其行师，近者不过数百里，远者千里。惟绝幕之师，卫、霍并出，穷战比胜，为千古所震耀。然师之所极，不过二千里，临翰海而止耳。自是匈奴远遁，幕南无王庭，则汉亦不复追蹑矣。盖道里可计，日月有期，馈饷相踵，刍牧以时，吾之士气未衰而马力未竭也，然后长技可用，而敌不能支。
其成功于绝域，惟贰师之服大宛，陈汤之灭郅支，常惠之折龟兹。而是三者，皆非行国也。其城郭邑聚、人民产业不可移徙，则其心有所系，力有所极，而吾之计谋有所施。是皆循数推理而知其必然，非幸胜也。盖郅支畏汉远徙，依康居以国，而不礼其君，杀其女，遍虐其国人，则先自败而瑕衅可乘矣。汉自武、昭立都护，治乌垒，据西域之中，屯田积粟、厉兵抚众者四世，则地利得，形势强，道路悉矣。乌孙诸国皆承汉节，同时而发其兵者十五王，则郅支之羽翼尽矣。入其境，呼康居贵人与定谋，傅其城。康居以万骑环城而备其逸〈（郅支单于闻汉兵至，欲去，疑康居怨己，为汉内应。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，自以无所之，已出复还。）〉，则计虑周矣。郅支既灭，计其战死生虏及降者不过三千人，而汉以十五倍之众压之，是谓步师衽席之上，取敌囊槛之中，必克而无疑者也。至于龟兹，则国尤小，道尤近，故不战而自屈。惟大宛之师凿空创始，用力甚艰。然自卫、霍屡出，斩馘动数万，单于慑伏，威震百蛮，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万。故贰师再行，当道小国，莫不迎军给食，遂屠仑头，平行至宛，则所凭之势厚矣。然天下骚动，传相奉伐宛汉兵之出敦煌者六万，负载私从者不与焉。而终不能入其中城。军入玉门者万馀人，故自前世皆以为得不偿失也。然前世之藩篱在边塞，而我朝之藩篱在四十八家，故谓泽望跳梁，可置而不问，皆未知圣祖皇帝之庙谟与我皇上之远虑者也。但其地绝远，非旬月可到，又逐水草移徙，无城郭可指。其邻近之国，虽仰我威德，至于临敌决机，恐未能实心效命。万一我师既至，而彼复迁徙鸟举，则前劳尽弃，后策益艰。专制阃外者非不知此也，徒以造谋未审，暴师逾年，劳费已深，而无尽寸之效，恐圣主责言，无辞以对。故坚持前画，谓贼有可平之道，迁延岁月，以缓谴诃，而不暇为国长计耳。
以今之势，莫若先为不可犯，以待贼之瑕衅。相度山川面势，道里走集，择可耕可牧之地，宿兵屯田。召募边民习苦耐寒者，堑壕筑垒，据其中央，临制四旁，俾近西内属诸部有恃以无恐。贼至则并心一力，彼此相援，乘机阻隘，必使大创。贼不至，则深耕广蓄，牧马练士，以扬军声。然后以本朝威信，渐披其与国。严边市之禁，使王侯贵人非邀恩赐予，无由得锦绣、采缯；部人非通边市，无由得茶布絮蘖、养生送死之具。使其邻近部落，一如汉时西域诸国，兵可发，君长可呼。然后明暴孽贼之罪，布告诸部：有与交通者，永绝互市；有能破其军擒其将者，以功小大，厚立赏格，使上下欣羡；有能连兵合谋执其君以献者，即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，赐金百万，他物称焉。使孽贼孤立恫疑，而与四邻相猜，然后可俟其瑕衅，一举而扑灭之也。
仆荷两朝圣主如天之仁，断脰刳心，不足为报。而辱公以古义相取，几三十年。愿俟独对之顷，剀切直陈，虽不能遽夺众议，而圣明天纵，一二载后必重思公言，而审定国家之本计矣。望毋以为老儒之常谈而忽之！
朔后一日薄暮，书吏送秋审册到。仆以讨论《三礼》及阅庶常课艺事方殷，未得到班。次日薄暮，书吏持审单至。见云南绞犯吴友柏改缓决。随翻供招：衅自友柏起，既迫杀亲兄之子，并伤寡嫂左右手及族弟。穷凶极恶，万无可原。夫圣人不得已而有刑戮，岂惟大义，实由至仁。盖致天讨于有罪，则不敢不杀；哀民彝之泯绝，则不忍不杀。所谓“刑期无刑”，“辟以止辟”也。
自古典刑之官，皆以刻深为戒。故宅心仁厚者，不觉流于姑息。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，可积阴德以遗子孙。不知纵释凶人，岂惟无以服见杀者之心，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。是谓引恶，是谓养乱，非所谓迈种德也。昔虞舜“刑故无小”，其命官曰“怙终贼刑”，而皋陶称之曰：“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。”周公东征，破斧缺沴。东人歌思，以为“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将”。执事以儒者操事柄，望布大德，勿以小惠为仁；即改前议，仍所谳为情真。若有人祸天刑，皆归于仆，死者亦于公无怨也。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！
康熙三十七年，直隶巡抚于成龙以浑河冲半壁店，近其祖墓，奏改河道迤东入淀。安溪李相国继抚直隶时，仆屡为切言：“奏复故道，当如救焚拯溺，少辽缓之，即不可为谋，后三十年近畿之地，无罪而死者不可数计矣。”今不幸而所言已验。昨见吾友与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，源流利病，凿凿有据，且欲为永久计，具见贤者忠实恻怛之心。但不识更改河身广拓遥堤之后，浑流遂不入于淀邪？若仍入淀，则可免淀外之冲决奔腾，而终不能免淀中之淤塞，其患正方兴而未艾也。盖直隶之有二淀二泊，乃天心仁爱斯民，于大地凝结时，设此大壑，以受塞北畿南之众流，以免多方之昏垫，而于成龙乃以私心一举而败之，至今已成锢疾。若更不能原始要终，定其规模而底绩焉，则终溃败而不可收拾矣。
窃思所奏，谓“故道已为旗民田庐所占，复之甚难”，是也。而仆之愚心，则谓复于安溪作抚时，则有利而无害。至于今，虽不畏难不惜费以复之，止可少获数年之安，而终无救于十数年以后之大患。审形察势，决然无疑。吾友试思：自改故道未四十年，而二淀已填淤过半。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，浑河之水未尝不由淀以达运河，而绝无填淤，其故果安在哉？议者谓故道南入会通河，流清而甚驶，故无停淤。此得其一，而未知其二也。河流虽驶，能荡刷泥沙使不停耳，能使泥沙别出于两淀之外哉？盖缘夏水未起之前，秋汛既落之后，浑河经流，本不甚大，其挟众壑之泥沙而沛然莫御者，惟伏秋之涨为然。而河行固安、霸州时，其故道本无堤岸，故散漫于二邑一二百里之间，旬日水退，而土人谓之铺金地者，皆泥沙之所停也。停于二邑之平地者多，则会于清河而入淀者少，而又以数百里之深淀容之，故三百馀年虽少淤淀底，而不见其形。自故道既改，则浑河之泥沙，无纤微不入于淀，故三十馀年而填淤过半。淀既半淤，则故道虽复，而由会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。虽岁加挑浚，人力有限，十年之后，终不能免全淀之尽淤。淀既尽淤，则子牙河挟畿南诸水以入淀者，势无所容，必横穿南运河。浑河挟塞门诸水以入淀者，势无所容，必横穿北运河；更遇伏秋异涨，则近河之地，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为巨浸矣，尚忍言哉！
今欲为河道民生永久之计，必别开河道，俾浊流不入淀池，直达于淀河下流之丁字沽，而留东西二淀未尽填淤者以受会通、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涨，然后可得数十年之安。苟得数十年之安，而时时修筑挑浚不失其宜，则亦可永久而无患矣。仆之愚心，欲循三角淀之外，迤逦而南，别开一河，广三十丈，深五六丈。河成，乃于春水未起。秋汛既过之后，引注浊流于其中，而闭其入淀之道。河形磬折而斜入于丁字沽，去三岔口、海河不过十馀里。但于十馀里间，开拓运河西岸之堤，使河身宽阔足以容纳众流，而增培运河东岸之堤，广厚一倍，以防其震撼，则可保无虞矣。且于新开浑河二十里之外，顺河身延筑遥堤，使伏秋汛涨有所游荡，则不致更有冲决矣。
仆未尝身经其地，惟按图籍循数推理而建此议，不若吾友躬临目见昭晰无疑。望审其形势，揭其情状，以开愚蒙。如或可行，即改前议而恳陈之。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，谋不必自己出，惟期分国之忧，除民之患耳。况兹事体大，实亿万人生死所关，而非一世之利害哉。
昔世宗皇帝命怡贤亲王总理河道营田，首命别求一道，俾浑河直达海口而不入淀。圣谟洋洋，一言而尽京畿之地势，究河道之源流矣。若能奉先帝之遗意，除蒸民之剧忧，定此远谟，万世永赖。在皇上则为辅相天地之实事，在吾友则为保障亿兆之奇功，而仆四十年胸中之痞块一旦消释，亦可以死不恨矣。若大纲既定，其馀节目，当续布之。
三《礼》自《注》《疏》而外，君儒解说无多。所难者，辨《注》之误，芟《疏》之繁，抉《经记》所以云之意，以发前儒未发之覆耳。故仆始议人删三经《注》《疏》各一篇，择其用功深者各一人，主删一经注疏，一人佐之，馀人分采各家之说，交错以遍。然后众说无匿美，而去取详略可通贯于全经。尔时，公即手书以示诸君子，而应者甚稀。其后王学士分主《仪礼》，甘司马主《戴记》，更立条例，计人数，俾各纂数篇。仆为言：“人之意见各殊，所学浅深亦异，分操割裂，则一经中脉络且不能流通，而况三经之参互相抵者乎？去取详略之大凡且不能画一，而况别择之精粗，删剟之当否乎？”众皆默然。仆曾以告公，未见宣布。退而思曰：“岂谓吾不宜越畔而耘哉？”用是不敢固争。
今更以《仪礼》相属，虽已成之例，难以改更，而后此规模岂可更不早定。夫《周官注疏》及《订义》《删翼》诸本，皆仆所点定也。其未定者，独《永乐大典》中所录取耳。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，私心窃谓：庶几乎可画一矣。及各成数册，比类而参校之，虽大体不失，而去取详略，意见多殊；分剟属联，措注亦异。仆与锺君宛反复讨论，以求其贯通，所费日力，几与特著一书等。观此，则《仪礼》《戴记注疏》及各家之说，樊然殽乱，而宿无定本者，其端绪之难理，殆有甚于斯矣。
李侍讲南还，既以潘进士嗣事，则未竟之书，宜以相付。但仆见士友间留心于是经者甚少，望公面询潘君暨姚征士，择定一人，俾速就功役。俟稿本既就，仆当手订一篇，并作按语，就中择能者一二人，依式讨论，俾彼此不相抵。若《周官》卒业，衰病之身尚留人世，自当与诸君子早夜孜孜，不敢畏难而志怠也。
河间献王所得《邦国礼》，自汉不能用，至唐而亡。孔、贾作疏，惟宗《郑注》，后儒遵守，于《丧礼》之大经，承误而不知其非者，约有数端。犹幸其纲领尚存于《春官》司服，而散见诸《官》者，一一可征，参以《仪礼》《戴记》，其谬悠可得而正也。
一则以《仪礼丧服》齐衰三月章曰“庶人为国君”，遂谓：圻外之民，为天子无服。不知曰国君者，以明大夫君，则其臣有服而民无服耳。溥天之下，皆天子之民也。诸侯为天子牧民，则民为之服，而况天子乎？康成既误谓无服，故注《檀弓》篇，遂云“三月天下服”，专指侯国大夫服𬤇衰而言。独不思文承“国中男女服”之后，则谓天下之民明矣。使服者惟侯国之大夫，则宜特文以见之，见漫曰“天下服”，使习其读者，第知天下之民皆服，而不知服者惟侯国之大夫，记礼者不宜若是之愦愦也。丧期之变，自汉文帝始，诏曰：“令到，出临三日，皆释服。毋禁娶妇、嫁女、祠祀、饮酒、食肉。”则汉文帝以前，天下之民，皆齐衰三月，不得嫁娶、祠祀、饮酒、食肉无疑矣。
一则谓公卿、大夫、士之妻为王齐衰期，于后无服。侯国之命妇于夫人亦然。盖因《丧服》无明文，黄氏干臣为《君服图》，亦未叙列耳。然司服职曰：“为天王斩衰，为后齐衰。”而《昏义》申之曰：“服父之义也，服母之义也。”公卿、大夫、士视后犹母，为后服母之服，而其妻则无服可乎？古者嫂叔无服，而于娣姒则以同室而“生小功之亲”。外命妇为王服，而于后转无服可乎？《周官》凡称大丧，皆谓王后也。内宰，“凡丧事佐后治外内命妇，正其服位”；肆师，“大丧令外内命妇序哭”；《春官》世妇，“大丧比外内命妇之朝暮哭”者。内司服于九嫔世妇外，别共凡命妇之丧衰，正谓公卿、大夫之妻耳。可以后儒无稽之言，而废周公之典法哉？《仪礼》不杖期章曰：“为夫之君。”盖以妇人为君且有服，则后夫人不待言耳。《礼经》中文略而义该者，如此类甚多，则外命妇于后夫人并不杖期无疑也。
一则据《仪礼》“𬤇衰七月”，谓“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于天子”，故有服，而士无服。不知𬤇衰在大功之下，小功之上，大夫服此，则士正服小功无疑矣。即如此职于大夫曰：“其丧服加以大功小功。”于士曰：“亦如之。”遂据此谓士无缌服可乎？若以接见天子为义，则诸侯之大夫，固有未达于王朝者，有虽聘𫖯而不得接见天子者，小行人职“大客则傧，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”是也。诸侯之士有从君而达于王朝且任之以事者，掌客职，凡“介行人宰史皆有牢”；象胥职，“王之大事诸侯，次事卿，次事大夫，次事上士，下事庶子”是也。且使从君朝觐，适遭大丧，卿大夫皆𬤇衰，庶人缟素，而士独服吉可乎？程、朱治经，多尽屏汉儒之说者，以折衷义理而决不可通故也。
群儒曲护旧说，亦约有数端：一则谓庶人为国君齐衰，又为天子齐衰，则为二统，而例以为人后者，为其本生父母。不知为人后者，服虽有降，而无绝也。若圻外之民无服，则竟绝之于天子矣。况民为国君，非为人后之比。太宰职：“以九两系邦国之民，一曰牧，以地得民。”则虽诸侯不过为天子系属此民，与师长主友之属等耳。故侯国有灾，“移民通财，舍禁弛力，薄征缓刑”必待大司徒之令。大宗伯“以荒礼哀凶札，以吊礼哀祸灾，以鹔礼哀围败，以恤礼哀寇乱”；小行人所至之国，“札丧则令赙补，凶荒则令赒委，师役则令禞禬”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。天子保民如子，而民戴之如父母，一旦天崩地坼，而不为数月之服，不惟义不可以苟止，而情亦不能苟安。如以二统为嫌，则男子为父斩衰，又为君斩衰；妇人为夫三年，而夫在又为长子三年，亦为二统矣。毋乃害义伤教而不即于人心乎？
一则谓妇人之从服必降于夫，夫为后齐衰期，妻不宜同。独不思父在为母期，而妇为姑亦期。妇为舅姑同服期，而不问子之斩与齐。则外命妇为王后、君夫人同服期，而不问夫之斩与齐。王后之丧，外命妇之丧衰哭位，备见于诸官，而可以臆说乱之乎？
一则谓诸侯之大夫既降为𬤇衰，不宜庶人转承以齐衰。不知服之轻重，义各有当；大夫之降为𬤇衰，以不得上比于王臣耳，若民则天子之民，义无所嫌，故期以三月，而齐衰不降。犹旁服有大功小功，而世适之于高、曾，并齐衰三月也。礼以义起而缘人情，学者反求其本，则于一曲之说，昭然若发蒙矣。
吾友举用方自代，朋友之交，君臣之义，并见于斯，可以风世砥俗。但大臣为国求贤，尤贵得之山林草野、疏远卑冗中，以其登进之道甚难，而真贤往往伏匿于此也。若惟求之于平生久故、声绩夙著之人，则其涂隘矣。万一圣主命以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，将何以应哉？
抑又闻当官守道，固贵于坚，而察言服善，尤贵于勇。前世正直君子自谓无私，固执己见，或偏听小人先入之言，虽有灼见事理以正议相规者，反视为浮言，而听之藐藐，其后情见势屈，误国事，犯清议，而百口无以自明者多矣。必如季路之闻过则喜，诸葛亮之谆戒属吏，勤攻己过，然后能用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，尽天下之材力以恢功业。吾友此时正宜用力于此，且与二三同志者，交相勖，时相警也！馀不赘。
促春使归，一札想已彻。仆曩者妄删昆山徐氏所刻《宋元经解》，尝为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。是书卷帙既多，非数十金不可购。远方寒士有终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；有或致之，观之不能遍也；有或遍之，茫洋而未知所择也。仆幸童稚时，先君子口授经文。少长，先兄为讲《注疏大全》，择其是而辨其疑。凡《易》之体象，《春秋》之义例，《诗》之讽喻，《尚书》《周官》《礼记》之训诂，先儒所已云者，皆粗能记忆。藉是为基，故是编之删，虽不敢确然自信，然大醇而不收，甚驳而妄取者，则鲜矣。
仆始从事于斯，以为一家之说未遍，则理或有遗而心弗能餍也，虽至肤庸，甚者支离谬悠，而一语未详，终不敢决弃焉。及遍一经，然后知三数大儒而外，学有条理者，不过数家，而就此数家之中，实能脱去旧说，而与圣人之心相接者，盖亦无几。因复自惜，假而用此日力，以玩索经之本文，其所得必有过此者。然积疑之义，未安之诂，发书终卷，必一二得焉，则又治经者所不可废也。自惟取道之艰，思竭不肖之心力，以为后学资藉，俾得参伍众说，而深探其本源，遂过不自量而妄删焉。矻矻于车船奔迫、人事丛杂中，盖二十馀年，而后诸经之说粗毕。惜方删取时，计此生不能更周览，凡可有可无之说，多过而存之。又宋、元诸儒，文字繁委，颇有数语可尽，而散漫至千百言者，皆未暇冷汰。两年以来，衰病日深，大惧此业不卒，将抱终古之恨。欲于南中招学子数人，编而录之，次第邮致，更加讨论，排纂成书，而量其程期，役必浃岁，计所訾给，岁必百金。朋游间近有一二人为倡，而苦无继之者。是书之成，岂惟蒙者二十馀年日力所耗竭哉？实数百年儒先精神所并注也。果能卒业，异日遇有力者传而布之，俾承学之士，苦于昆山原刻之难致，与观之而难遍者，一旦餍足其心，而省其功力之十八，其为踊跃当何如？又况支离谬悠之说，始学无主，多见谓新奇，或弃周行，趋邪径，以自投于荆棘，贼经侮圣，日蔓以延，廓而清之，以为斯道之闲，所关岂浅小哉！此仆区区所以重惜其无传也。
然是书不难于异日之传布，而难于目前之编录。衰疾之身，惧且不能待矣。吾兄家故贫，洗手奉职，自无力以及此。然此宇宙间一公事也，凡辨书名，有心有目者，皆与有责焉。惟宿留斯言，苟遇其人，则诚告之，或有自远而相应者与？仆与吾兄，非世俗之好也，馀生之事，惟兹为急，是以敢切布之。
《杂记》：“父为长子杖，则其子不以杖即位。”《小记》：“父不主庶子之丧，则孙以杖即位可也。”庶子有对适以为义者，“冢子未食而见适子，庶子已食而见”是也。若为丧主及主子之丧，则众、适皆称庶子。《小记》“庶子不继祖祢，庶子不为长子三年”是也。父宗子也，而主长子之丧，则义起于祖若父之正体者也；父众子也，而主长子之丧，则义起于子与孙之传重者也。若以众子之贵而主焉，则轻正体传重之义，而伤众子未贵者之恩。
或以《奔丧记》所云，而谓众子之丧，皆父主之，则未知所云乃众子之成人而未室，受室而无子者，礼以穷而变耳〈（《记》曰：“凡丧，父在，父为主；父没，兄弟同居，各主其丧。亲同，长者主之；不同，亲者主之。”）〉。众子无子，而尊行异爵之吊宾至，非父主之而谁主邪？父没矣，无子者之丧，非兄弟主之而谁主邪？其特制同居为主之礼者，盖虑兄弟众多，或徙家于异国，或同国而异居，或远出而不返，必待异居之长适来主其丧，则事有不举而时不可待，故以权制，俾同居者主之，所以便人情而达礼事耳。如郑氏所诂〈（《郑注》：“各为其妻子之丧为主也。”）〉，则曰：父没，各主其私丧可矣。“兄弟同居”之文，不亦赘乎？“各主其丧”之文，不亦暖昧而不可别白矣乎？孔氏不知以有子无子为别，而以同宫异宫为断，益误矣。众子而有子，虽父在，固其子主之矣，又何“亲同，长者主之；不同，亲者主之”之云邪？如无子也，虽异宫，非父为之主而谁属邪？
幼季众子也，而有子，父不宜主其丧。望以此正告之！讣辞与式，则询诸其乡之长老君子。行礼不求变俗，大体既正，则细者姑从其国故可也。
九月十月之交，旧疾复作，寒战喘急，守气几不能自存，不期望后渐平，手札到日，已能倚床而坐。今食饮有加，凭几观书，可至十数页。自矢必嗣事于《仪礼》，未审能卒业否？
太夫人葬祭之礼，酌今古而取其中，甚惬予心。惟虞后更有卒哭之祭，尚仍旧说。又于谢宾引《四礼疑》《仪礼节略》语，显与经背，不知新吾、高安何疏忽至此？宜究切而辨正之。
令嗣长君秀伟，始相见，即告以英华果锐有用之日力，不宜虚费于时文。今居大母之丧，自达其情而应乎《礼经》，乃闻见中所寡有，又欲置科举之学而学礼。伟哉！能如此设心，即圣人之徒也。北方之学者，近有孙、汤，远则张、程，不过终其身不违于礼而已。孔子之告颜渊，惟以非礼自克。盖一事或违于礼，一时之心或不在于礼，则吾性之信智义仁皆亏，而无以自别于禽兽。长君信能设诚而致行之，天下后世将推原于贤父之倡正学，大母之集天休，于世俗所谓功名，洵可以视之如敝屣矣，而贤欲使从学于某，则不敢自匿其情。《戴记》七教，分朋友而为三，朋友之长者即师也，其幼者即弟子也。师之道，《周官》复分而为二：以贤得民之师，乃大司乐职所谓有德者也；以道得民之儒，即大司乐职所谓有道者也。曩者贤通书于某，辞意类孔、石二公之于孙明复。固辞至再三，而意益诚，语益切，遂不敢终辞。盖以师儒之义，不明于天下久矣。使时人得闻孔、石二公之义，实有关于世道人心，而孙氏之说《春秋》，某自忖省，亦可以无愧焉。今长君欲学孔、颜之学，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、朱者，不可以为师。某章句陋儒，虽粗知《礼经》之训诂，于外行疏节，亦似无瑕疵，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，无一不负疚于心，所谓薄于德、于礼虚者也，何足以为长君师？而贤又拟之西山父子之于考亭，则于贤亦为过言矣。管子曰：“任之重者莫如身，涂之畏者莫如口，期而远者莫如年。以重任，行畏途，至远期，惟君子乃能矣。”古之以礼成其身者，类如此，而世尤近，事尤详，莫如朱子。长君果有志焉，一以朱子为师足矣。必欲受业于愚，则讲其节文，而导之先路，窃比于胡、李、二刘而已耳，所以自成，必于管子所云，日自循省焉。望更以此申告之！
李渭占至京师。见足下所为《圣木行状》，无世俗芜浊之气，因谓如此人当益劝学，俾治古文。适得来示，乃复记忆丙戌之春，圣木为言生徒中有秀出者，即足下也。
仆闻诸父兄：艺术莫难于古文。自周以来，各自名家者，仅十数人，则其艰可知矣。苟无其材，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；苟无其学，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；有其材，有其学，而非其人，犹不能以有立焉。盖古文之传，与诗赋异道。魏、晋以后，奸佥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，以彼瞑瞒于声色之中，而曲得其情状，亦所谓诚而形者也。故言之工而为流俗所不弃。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，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。故自刘歆承父之学，议礼稽经而外，未闻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为世所传述者。韩子有言：“行之乎仁义之途，游之乎《诗》《书》之源。”兹乃所以能约“六经”之旨以成文，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。姑以世所称唐、宋八家言之，韩及曾、王并笃于经学，而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矣。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，而掇拾于文字间者，尚或不详。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，而未通其奥赜。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有闻焉。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。韩、欧、苏、曾之文，气象各肖其为人。子厚则大节有亏，而馀行可述。介甫则学术虽误，而内行无颇。其他杂家小能以文自襮者，必其行能少异于众人者也。非然，则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废，如刘歆是也。然若歆者，亦仅矣。以是观之，苟志乎古文，必先定其祈向，然后所学有以为基。匪是，则勤而无所。若夫《左》《史》以来相承之义法，各出之径涂，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。
来示云三至京师，闻仆避客，次且而不进。仆敢自侈大哉？凡叩吾之庐，多汲汲于名称，而欲仆为之羽翼者也。如是，则务学之根源绝矣。仆疾病衰疲，安能舍己所务，与之估估而喋喋乎？若足下资材既有可藉，而渭占又极言内行之修，固所愿见而重以此事相勖者也。八家集，仆无暇点定。足下所知识有在京师而能任此者，当以旧本付之。是不可得，则俟会面而讲以所闻。仆尝为《仪礼丧服或问》，《戴记》附焉。此人道之根源，以足下方读《礼》，录其易忽者数条以质，惟切究之。馀不赘。
散体文惟记难撰结，论、辨、书、疏有所言之事，志、传、表、状则行谊显然，惟记无质干可立，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，殿观楼台之位置，雷同铺序，使览者厌倦，甚无谓也。故昌黎作记，多缘情事为波澜。永叔、介甫则别求义理以寓襟抱。柳子厚惟记山水，刻雕众形，能移人之情。至《监察使》、《四门助教》、《武功县丞厅壁》诸记，则皆世俗人语言意思，援古证今，指事措语，每题皆有见成文字一篇，不假思索。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称韩、李，而不及柳氏也。凡为学佛者传记，用佛氏语则不雅，子厚、子瞻皆以兹自瑕，至明钱谦益则如涕唾之令人嗀矣。岂惟佛说，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，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也。
寄来二作皆不苟，所芟数语，乃时人所谓大好者，他日当面析之。此虽小术，失其传者七百年，吾衰甚矣，儿章粗知其体要，不幸中道殂。贤其勖哉！
足下以《周易要论》相质数年矣，而未敢为序，非故难之也。余成童为科举之学，即治《周易》，自汉、唐至元、明，言理、言象数之书，未有不经于目者。就其近正者，不过据圣人所系之辞，随文解意，而谓其理如是，其取象如是。至所以取是象，系是辞，确乎能见其根源者，百不一二得焉。故学之几二十年，于前儒所已言，一一皆能记忆，而反之于心，则概乎未有所明。乃舍是而治《春秋》《周官》。以《春秋》比事属辞，《五官》各有伦序，可依类以求，而互相证也。其后与安溪李文贞公论《易》，至《乾坤》之二爻，《归妹》之初九、六五，始灼见圣人《系辞》取象之本义，确乎其不可易〈（见《周易观彖》。）〉，而余于朱子所疑于《涣》之六四，亦若微有得焉〈（卦自《否》来，下三阴为小人之朋。六上居四而成涣，则小人之群散矣。当否之时，国疵民病，蕴积如丘山。一旦小人之群散，则凡此者，皆涣然冰释，其功效非寻常思议所及也。故诸爻惟此为大吉，正《彖传》所谓刚来而不穷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。故四为《涣》主爻。）〉。乃知卦爻之辞，皆有确乎不可易者，特后儒之心知弗能贯彻焉耳。
足下尝言：“学《易》者，果明于阴阳刚柔德位之当否，而协诸本卦之时义，则亦可以得其比例。”文贞《易通论》已略见此义，而《要论》中所开阐，又多《通论》所未及，惜乎不得使文贞见之也。昔余以《易》叩文贞，辄有以开余，而余不能有开于文贞。文贞以《春秋》、《周官》叩余，亦时有以开文贞，而文贞之开余者则少。假而足下得与文贞面相质，覆之所发必更多。惜乎并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。若天假馀年而于《易》终有所明，当为足下序之。
数年前与公始相见，窥其意象，即不类于时人。自是每见滇、黔人士至京师者，必问当官实政，称循良者不约而同。又征于同宦南中者，果不悖于所闻。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间，闻公至，蹶然而兴，再过寓斋，不觉其言之长也。适接来示，知所云果刻著于心，而力言于大府。不惟喜宇宙间又得一实心体国之人，足为民依。且自喜于天下贤人君子，每一见而得其崖略，欣畅如何！
监司之体，在辨属吏之清浊，而迩来廉辨敏肃者，尤当观其所由。以为义之所宜，心之所不安而然者，必能明政恤民，久而不变。其怵于功令，谨身寡过者次之。别有文深躁竞之吏，假此以速进取，则其终，不至于寇虐诡随而忍为大恶不止。凡善伺上官指意，而操下如束湿薪者，皆此类也。位者天位，职者天职。其贤者能者，虽有憎怨，必释吾憾而任举之。其不为民所赖者，虽吾近亲尊属，必斥而去之。壹以官为准，壹以人为衡，吾之爱憎喜怒无几微可杂于其间，而况亲故之请属、长官同僚之意乡乎？
往者安溪李文贞巡抚畿内，仆有亲故为属吏，公将擢之，仆力言其非人。河间王振声曰：“子与夫人终不相见乎？”仆曰：“何为其然？使无播恶于众而自驱于罟擭陷阱之中，乃所安全而爱厚之。”其后果大刻于民，不终其官。乃谓仆无妄言。足下久练世事，无可效于左右者，故偶及此，想贤者所见固然，亦无俟仆之渎告也。建昌果廉能，宜早思所以处之。恐足下骤迁他省，虽知其善，不可如何。惟审察之！
抵京见某公，诘以“兖州性资洞朗，其出牧、政教浃于民，而或云子若不满何也”，某公愕然曰：“往年吾与商有无而不能应，然未尝以闻于人，子独恶乎闻之？是必兖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标白也。若用此有违言，则余之生平尽弃矣，非兖州之病也。子视余岂浅之乎为丈夫者哉？”观其意色，似出中心之诚然。吾兄幸察之，恐传言者乃有憾于某公，而构之于吾兄也。
仆道经兖境凡数百里，民皆曰：“太守信宽静易良，独未察吏胥情伪，轻出牒票，假以作威渔利。”沿河小吏亦曰：“凡督公事，文书可驿致者，往往差役，食饮道赍之外，求索百端。太守岂知此哉？”仆平生于得意之友，不敢以私干，而政令之不即人心者必以告。盖朋友之交，道在辅仁，而莫先于规过。每见今之为交者，多面相悦而退有后言。其闻他人诋訾，则漠然不概于心，而匿不以闻。凡此皆务容悦，将私便其求者也。是为薄于友，而苟贱其身，故常用为戒。然亦有所闻非真，勇于责善，为朋好所苦，至见疏而赍怒者。以吾兄性资洞朗，与仆非一日之好，故不敢以俗情隐度，而道其所闻。
《记》曰：“上酌民言，则下天上施。”惟速更而纠察之！即别有所见，亦明以告我，俾得究切往复。务理之得，事之当，而无容心焉。古之为交者，盖如是耳。
接来示：“自分此生，恐无缘更毕志于经学。”此嗜学者之衷言也。然古之人得行其志，则无所为书。圣人作经，亦望学者实体诸身，循而达之，以与民同患耳。一命之吏，苟能职思其居，天德王道，将于是乎寄焉。矧膺古牧伯之任，环地数千里，视其注措以为休戚者乎？
与李觉庵书
编辑（缺）
与万季野先生书
编辑（缺）
再与刘拙修书
编辑（缺）
答礼馆诸君子书
编辑（缺）
答礼馆纂修书
编辑（缺）
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
编辑（缺）
与程若韩书
编辑（缺）